四、知识分工导致的新异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前瞻性分析是提出了异化问题，并将异化视为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化身。异化主要是通过其主要的化身—财产一破坏人性完整的社会弊端。马克思的异化是和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剥削是指工人丧失他们所创造的部分财富，而异化是指工人在被剥削过程中丧失他们的自我[49]。
一方面，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异化和非人道化归因于社会分化，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断加剧的那种可怕的极端分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邪恶方式”，不断制造出现存的分工，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属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与它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41]。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异化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
诚然，马克思所讲的全球化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是指普遍交往的扩大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能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否则，“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42]。其结果只能是，全球化趋势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力量而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对立。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人类异化程度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知识分工。哈耶克说，如果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基石，那么，由劳动分工所引起的知识分工，实际上应作为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我们必须领悟到，知识分工的日益深化对异化也带来双重效应。
首先，知识分工加深了异化的程度。随着全球化引发的知识数量的大幅度增加，逐步形成了新的分工——知识的分工。它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一方面分工能够加快知识积累的速度另一方面分工使得没有人能够知道全部的知识。即在人类的整体能力得到加强的同时，个人的相对能力却越来越弱，个人越来越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因为个人知道的越来越多的同时也知道的越来越少。同时，人的追求越来越高，人的欲望也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和世界存在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人因此而产生焦虑和烦的感受。而过度忙、焦虑、烦在日本等国经常出现“劳累死”或自杀正是不自由的表征，是异化加深的表现。
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分工对自由的关系。他认为如果分工是自愿的，则是自由的，相反，如果是被迫的，则是不自由的。在当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浪潮猛烈冲击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是被迫卷入并服从于少数强国制定的国际规则的，因而它们的异化程度越来越深。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等强国利用知识和军事的优势，积极推行“后殖民主义”新政策，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流行着“被殖民心态”和甘当强国孙子的“孙子战略”。著名哲学家雅塞也认为最好的选择与次好的选择之间的差距最好不要过大，否则是不自由的。可见，在全球化时代，享受较高教育和拥有大量财产的“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弱异化的趋势，因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相对地位越来越低下的“雇佣阶级”则加剧了异化的程度少数资本主义强国凭借不合理的知识分工的国际秩序，具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被迫接受旧秩序的分工，从而自由选择性较小，异化现象十分严重。
其次，从另一方面看，知识分工也有弱化异化的可能。著名的哲学家伯林将自由分为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指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主体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积极的自由是指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在知识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化时代，信息可能越来越分散，这样，个人自由创新的权利可能愈益受到重视。而积极的自由本就是少数特权人士所独享的，是建立在其他人自由损失的基础之上的。消极的自由是基于道德秩序的遵守，这是社会合理道德发展的基础。在社会和国际秩序较为合理的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原本不合理的积极的自由可能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消极的自由可能大量增加。如果我们应用“卡尔多补偿原则”，就会发现整个社会的自由程度可能增加。个人因拥有日渐增多的知识和信息而更有能力摆脱外来压力，去自由地行事，这就是自由度增加的表现。
其实，人的自由不仅是基于个体的能力，更重要的在于集体的能力。别尔嘉也夫说，人是社会的人，人要获得自由，就得与人合作，为他人着想，摆脱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在全球化时代，劳动分工的协调性更高，社会的合作性更强，整个人类保护、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大，人类的自由度更高，则个人的自由相对也就高。
可见，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分工将给异化问题带来新的内涵，并为我们的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注释
1.阿里夫·德里克，《弹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载于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3.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5.约瀚·格雷，《徒有其名的胜利》，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27页。
7.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276页、276页。
10.伊腾诚，《现代世界和<共产党宣言>》，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12.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3.安东尼·吉登斯，《民族一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0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卷，第768页。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368页。
16、29、33，爱德华·S·赫尔受《全球化的威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3期。
17.袁冬梅、廖进中《经济全球化与美国经济增长》，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期。
18、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844页、709页。
19.卫克斐尔德，《英国和美国》，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849-85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版，1960，第3卷，第40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691页。
23、36.马丁·舒受，《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7页、42页。
24.孟德维尔《蜜蜂寓言》，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75-676页。
25.约翰·卡西迪，前引书。再如，从1980年到1995年，独立经营者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在平均收入比较中增长了54.3%，同期间雇员的可支配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0%。
26.杨雪冬、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
27约翰·卡西迪，前引书。
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10页。
30.卡尔·海因茨·巴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与后果》，载张世鹏、殷叙弈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1.《明镜》杂志记者，《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着世界一—全球化，世界范围内围绕劳动岗位与工资的竞争》，载张世鹤、殷叙弈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8页。
34.陈宝森，《论美国“新经济”》，载《世界经济》1998年6期。
35.陈普直，《金融危机与全球化》，载《世界经济》1999年8期。
37.有的资料显示，1995年时差距已扩大到82倍，甚至是86倍同时，在1965年，世界上最富的7个国家和最穷的7个国家人均收入相差20倍，而现在却扩大到了39倍又有的资料表明，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的2.4%，1996年这一比例则降到了1.6%。
38.有的数据是，在过去的38年，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降低了。
39.伊里纽尔·沃勒斯坦，《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0.贝特尔·奥尔曼，《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神话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0一4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
（原载《上海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第二作者为朱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