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生涯三历程
——学成执教复旦园（1972、4—1989、3）
从197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3月，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学位，以及留在经济系任教期间，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也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我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我的读书兴趣至今还很广，思考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这倒为理论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不过，我计划65岁以前，还是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之后再转向撰写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论著。
在复旦的年代，我主要是师从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洪远朋（本人硕士论文的导师）两位教授，并接替他们为本科生和进修教师系统开设1-3卷的《资本论》课程，并主讲过《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的课程。他们做学问和为人的精神，对我影响较大。另外，蒋学模、蒋家俊、徐桂华、陈文灿、洪文达、陈观烈、吴斐丹、宋承先、尹伯成、叶世昌等前辈经济学家，均在各方面对我有教诲、有帮助。所以，我是在复旦大学奠定了较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和做学问的风格的，我的学术成长首先归功于复旦的老师和学术传统。
在复旦工作期间，除了主要从事助教和讲师的教学之外，还先后担任过经济系科研秘书、班主任和教师支部委员，在知识分子单位的工作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
——育人转教上财大（1989、4—2005、9）
从1989年4月至2005年10月我调往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这16年半期间，复旦的老师仍深深地关怀着我，支持我的学术工作。比如，张薰华教授已过80寿辰，可出席并指导了每一次的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沙龙；关于劳动价值论等一些创新观点的出笼前，我依然习惯于请教洪远朋教授；蒋学模教授一直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后继研究寄希望于我，并给予鼓励；洪文达教授和倪大奇教授曾与我同教研室办公数年，至今还不时予以激励，我每次都能在与他们辩论中获得智慧。
在上海财大期间，除了作为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先后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约10门课程之外，还担任过经济系副主任和主任、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院长等职务。
——研究高登社科院（2005、10至今）
从2005年10月开始至今，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在社科院工作，比以前更忙了，但只要抽的出时间，都尽量出席复旦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研讨会，还出席过复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成立大会，参加复旦百年校庆活动，时常参与洪远朋导师主持的“洪门弟子”博士戴帽聚会等。去年初担任复旦北京校友会经济分会会长，近两年在出席全国“两会”期间，以及复旦领导在“两会”中间召开的北京校友联谊活动等，都认识了不少复旦新老校友，交流甚欢。我和夫人徐惠平（复旦任教）与在京的大学同班同学高玉贵、周燔、李福生、李向阳、刘良生、段太的见面机会也多了。
二、治学体会四点滴
在学术道路上一路走来，我觉得治学成功首先要有浓厚兴趣。对一项事业和工作有没有成就或贡献，首先要看有没有兴趣。有兴趣，就会钻研下去；没兴趣，当然就会敷衍了事。兴趣是治学的基础，这是其一。想当初，在黑龙江军垦农场当知青、读马列书籍时期，觉得“实业救国与强国”、“理工科救国与强国”固然有道理，但一个国家要有实业和理工科的良性大发展，首先要有良好的文科理论和政治基础。以鲁迅、孙中山等研究转行为例，持“文科救国与强国论”，因而一心只想读文科。我对文科的不少学科都有强烈的好奇与兴趣。
有了兴趣后，还要有远大抱负。目标是治学的动力，这是其二。调离复旦的时候，我曾同洪远朋老师说过，我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我的目标十分清楚，因而后来有了当官的机会没去，有了下海的机会也没去。我走了学术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学术抱负。目标其实是动力，目标其实是动力，目标定得越高，那么动力就越大，难以达到就越要持久去努力。我曾经观察过一些人，他们智力的差别并不大，但所作的贡献却不一样。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目标不同。一些人的思路并不快，表达能力并不强，但最后却能达到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重要缘由在于因为他们目标定得高。现在，我担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等4个全国性学会常务副会长或副会长，就是因为我的非功利主义学术言行而被同行看中和推选的，而我后来之所以能联合其他学者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同样也是因为先设定了这个目标的缘故。
治学要有思想原则。思想是治学的灵魂，这是其三。面对现在西学渐盛、国学崛起的学术气候，有人主张“西学为体”或“国学为体”，而我则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和治学方针。北京大学已故的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为我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也对是笔者的一个写真吧。
治学要有物化作品。作品是治学的途径，这是其四。毕业留校的前几年里，我只注意阅读、研究和教学，力争形成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没有注意写成论著，众多思想观点没有加以物质化。从1983年出席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大会开始，受到几位青年同行的榜样影响，才开始注重写作，并逐渐注重书面表达自己可传世的思想观点和论著。在研究型重点大学和社科院，教学是基础，研究是主导。
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我的体会是：与人摩擦，其烦无穷；与书摩擦，其乐无穷。学者应当永远与书刊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与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三、学术奉献三方面
——积极创新政治经济学。
1994年，我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较早地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十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这一思想是超前的。
对我国传统和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模式缺陷的分析表明，由于过去存在“仿苏”和现在存在“仿美”的不良倾向，因而我国经济学理论模式含有重要弊端。一是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二是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三是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四是在学科重构层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五是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
既破又立，边破边立。我领衔的创新团队首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五过程法体系”。以往，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有“两分法”（分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半打通法”（部分篇章打通资本主义内容与社会主义内容，部分篇章仍分述）。2000年，我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2008年扩编为百万字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完整版教材，综合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六分册体系（设想分册研究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精神，在学术界首创“五过程法体系”。除了绪论和尾论之外，第一篇分析直接生产过程，第二篇分析流通过程，第三篇分析生产的总过程，第四篇分析国家经济过程，第五篇分析国际经济过程。
新教材积极吸收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扬有弃地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强调原理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的精神。比如：关于精神生产、知识劳动、电子货币、人文指数、行政垄断、博弈模型、比较利益陷阱等引进，力图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探索精神；关于研究对象与范围、经济学性质、工资的本质、自主知识产权等问题的新概念，试图体现了求真务实和新颖独到的研究。
此外，新教材除了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之外，还采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博弈分析的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
“操作决定成败！”我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经过10年的教学改革所编写的这部新教材，以及配套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政治经济学案例》和多媒体课件等，合乎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之需要，已被暨南大学等高校采用并多次获奖，越南主动翻译出版了越文版，并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目前，我已在编写《中级政治经济学》和《高级政治经济学》分别为百万字，规范地增添定量分析和理论含量。
此外，为了实现用与时俱进的中外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和其他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今年已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并主编《经济科学百本教材》。
——领衔创立海派经济学。
由我任主席创立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成立于1995年11月，曾召开了20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研讨会。2001年，又成立了由我任主任的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2004年开始隶属于该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并成为联合国内外学术力量，进行大规模理论创新的学术团队，其学术影响在国内外日益扩大，因而4年前被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选为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会长。
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简称“新马派”）。一是其地域原意，开始由原来在上海工作的学者逐步创立的，原产地在上海，但后来扩大到国内一些省市，如“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等。学派的成员是自由开放的，并不受发源地的限制。
二是其理论特征和实质在于，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构建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
三是其学术风格，强调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赶风头。
海派经济学只是中外学术界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派之一。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副会长颜鹏飞等资深教授、“海归”经济学教授薛宇峰博士等认为，海派经济学已合乎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的全部要素和标准。
海派经济学的方法创新是什么？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横向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在获得上海市优秀著作奖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这部海派经济学的代表性力作中，已从这三方面进行了系统探讨与创新。
海派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创新是什么？这里只能择其六论而叙之。一是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
二是利己利他经济人论。具体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三是资源和需求双约束论。认为西方经济学家假定资源有限和需求无限之间是惟一的一对矛盾，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因此，假定资源和需求都是有约束的才更全面、科学。
四是公平与效率交互促进同向变动论。认为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促进并发生同方向变动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是不公平，越是无效率。
五是“公有制高绩效论”。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只不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呈现高绩效必须大体同时具备以下这些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
六是基础与主导双重调节论。认为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本身均具有某种良好的基本功效和能力即功能强点，但也具有多种功能性痼疾，从而时常出现与“市场失灵”或“国家失灵”的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或调节机制的模式，应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功能性强强结合，也就是应实行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
——首创大文化经济学。
大文化经济学的代表作是我主编的《文化经济学》（曾获得教育部社科著作奖和财政部特等奖），以及在《人民日报》、《复旦学报》、《上海改革》等发表的文章。该著作出版后，《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等发表了推荐性书评，受到中宣部等一些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认为“小文化”经济学只研究文学、艺术，实质上是文艺经济学；“中文化”经济学把研究扩展到图书、音像制品、出版社、书店、文物、博物馆等；“大文化”经济学涵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建筑园林、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和宗教等内容，但不包括医疗卫生。我重点研究的是大文化经济学问题，包括知识经济的问题。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认为文化经济学要以文化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即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经济关系为对象，科学地揭示文化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领域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规律。为了突出重点，本人提出大文化经济学以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和科技发展的素材为主，着重阐明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共生互动关系；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阐明文化资源配置和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投资与消费的现象及其规律；从流通角度阐明文化市场、文化商品及其价格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从微观角度阐明文化劳动生产率、文化劳动报酬、文化经济效益和文化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宏观角度阐明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政策和经济调控问题，并提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经济管理体制。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活动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随着社会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相对于物质生产来说，它将发展较快，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趋势。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显然是包括文化事业和产业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
四、人生感悟与梦想
最近，我的一些学生一再催促说按照“做九不做十”习惯，要给我聚会祝贺60周岁和执教35周年。我则说“现在京沪预期寿命都超过80岁了，研究理论经济学的人，60岁不算大寿。不到60岁，难以全面科学地认知经济规律和经济理论。”
今年是新中国60年大庆。我想以“60年祖国与我”作为小结性的人生感悟。从理论上说，“祖国和我”是一种双向互动互促的关系，而不应是单向或单线的偏颇关系。新中国以来，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祖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差别的存在，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作为祖国的一份子，个人可以通过工作和生活对中华民族整体产生作用和贡献，然而由于各种个体差别的存在，这一作用和贡献也是不尽一致的。
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和人际氛围，往往倡导个人“我先为人人、人人再为我”，也就是说，个人我应首先为人人（为别人、为群体、为祖国等），人人（别人、群体、祖国等）也应为我，因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顺序最好不要颠倒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回首60年，我的出生喜逢新中国初创（1950年），上学巧遇大跃进（始于1958年），下乡志在北大荒（始于1969年），学成执教复旦园（始于1972年），育人转教上财大（始于1989年），研究高登社科院（始于2005年），深感“祖国与我”的意蕴和紧密。
处于“50后”的中老年学者，既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熏陶与磨练，又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与创新，从而兼有两个时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试图扬长避短，优优结合。这体现在我的一个座右铭上——“智商、情商、毅商、健商：成功者者四要素”。
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不仅会继续“祖国与我”的紧密工作，而且会拓展“世界与我”的学术工作（创办《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家评论》英文国际期刊，两本专著正在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继续在中外主办国际学术论坛等），加快“学术走出去”的步伐，发挥“学术大使”的功能，完成“世界、祖国与我”的学术梦想！
（原载复旦北京校友会编《学术之星——复旦北京校友丛书》，复旦北京校友丛书编辑部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