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阐述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三个加大”：一是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二是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三是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揭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微观基础、经济结构、经济调节和分配消费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阐述若干全球治理学说的基础上，阐明20世纪以来的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两超阵营型治理和一霸数强型治理，并提出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新框架，即第四种治理类型。
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美国政府国民按揭协会，在1970年就创造了世界首个按揭抵押债券，把条件相近的若干个按揭债务一起打包，制成凭证，再将这些按揭债务作为抵押的凭证卖给投资者，于是，债务的利息收入和风险就传给了投资者。
2001年，国民按揭协会等三家主要相似机构的住房贷款证券化部分，已经占所有抵押贷款的近一半。美国按揭贷款市场按照信用等级的高低，分为优质贷款、次级贷款和介于二者之间的贷款三种。所谓次贷危机，是指大规模向偿还能力差的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并将这种住房贷款（次级贷款）证券化所引起的金融性危机。
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投机严重，房价上涨速度惊人，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据估计，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屋总价值约21万亿美元，其中有8万亿美元是投机的价值，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其间，按揭市场的两个变化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第一，银行以前给购房人提供贷款，往往自己持有按揭，在未来25～30年的时间里不断从购房人那里收取本金和利息。现在，放贷机构则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第二，金融机构在2004年抛出所谓的次级按揭借贷。借贷者买房时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交纳20%或更高的首付，银行也不再对借贷者的背景和收入情况进行任何审查。
由此可见，不要以为所有的“金融创新”工具、手段或产品都是利大于弊的，都要采用和照搬。本来就是信用差的次级贷款，再加上不断证券化来层层转嫁收益与风险，就必然形成“隐患”。当低收入的贷款者收入稳定，或住房价格不断攀升等经济形势好的时期，次贷及其证券化的巨大危机是被掩盖、潜藏的，一旦经济状况逆转，次贷危机就难以避免。导致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是新自由主义。2006年在上海，70多位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签署的《关于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宣言》中，也表明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这一主题的看法。现在，新自由主义又结出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个恶果。
20世纪80年代，这种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形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有：一是私有化；二是非调控化（包括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三是自由化或全球化；四是福利个人化（社会福利急剧减少）；五是贫富分化；六是工会弱化（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劳动市场格局改变，资方完全控制劳方）。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三个“加大”：一是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他们的获益也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指标相差悬殊。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具体体现在对外贸易、科学技术力量等方面。
二是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例如，1994年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阿根廷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与国际金融密切相关的苏东国家经济的大规模倒退，日本经济10多年启动不起来，处于新经济的美国也发生了衰退和这次次贷危机等等，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充分暴露出无序的世界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是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错综交织，使全球经济充满了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和各种危机。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接连不断，并波及到整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对别国的干预、制裁、威胁越演越烈，甚至发动军事侵略。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击，从而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和斗争。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资本主义体系的这个现象不足为怪。事实上，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塞缪尔·布里坦认为，在过去300年中，世界资本主义就一直在繁荣与萧条之间交替；列宁也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国家时而发展占上风，时而停滞占上风。那么，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二者的关联性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解除对金融的管制。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1945年～1973年间，在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钱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它们被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只能从事指定类型的业务。
1980年～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因此，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由于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很高的回报，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例如，避险基金（对冲基金）每年的回报率高达25%，而要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只有一种途径——把大量的钱借出去，提高债务水平。
第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工会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缺乏为工人提供援助的相应政策和计划，导致工资不升反降，而利润却不断上涨。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城乡普通居民无力购买不断增加的产出。进入21世纪以来，工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停滞或者下降，他们不得不把房屋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以保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到2006年，这种债务已经变得过高而无法持续下去，工薪家庭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再靠其收入进行正常借贷了，之前的债务也无力偿还了，于是，爆发了危机。近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等公布的统计报告也可证明这一点。据称，2007年没有保险的美国人数量还有4570万；总人口中的12.5%生活在联邦贫困线标准以下，而贫困儿童的数量却增加了50万，达到1330万；工薪收入者中，1%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所有工资收入的23%，是1928年以来最高值。
总而言之，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二、全球治理的理论与类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南北贫富差距扩大、地缘冲突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学者和公众的关注，相关论著层出不穷，讨论涉及民族国家主权、国际行为体、公民社会、文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然而，相关理论之间的分歧也是十分明显的。
美国马丁·休伊森和蒂莫西·辛克莱（Martin Hewson，Timothy J. Sinclair）认为，全球治理主要有三个彼此交叉和相互竞争的理论流派。第一种理论流派关注正在上升的塑造全球治理形式的政治力量。无论是个人政治视野的变化，全球政治经济跨国精英的权力增大，还是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尤其是信息精英的崛起，都被认为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究，以寻求对全球变革主动力的恰当理解。基于一体化和碎片化并存背景下权威位置的迁移，美国詹姆斯·罗西诺（James N. Rosenau）认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权威空间”（spheres of authority，SOAs）而不是国家或政府；全球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全球治理重视正式规则，更应重视容易被忽视的对国际秩序运作必不可少的非正式、非权威的方面。与之类似，英国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全球治理是为实现公共目标进行社会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商业机构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治理之网，可以由此想象一种“世界主义的民主”。全球治理的该种理论流派，强调从多个向度重构权威的趋势，试图为分析全球变革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方法。
全球治理的第二种理论流派试图追溯和关注全球规制模式的广泛变化。美国奥兰·扬（Oran R.Young）认为，全球治理是由国际、跨国和混合型规制组合而成的范畴。国际规制是由国家组成、处理国际社会问题的制度性安排；跨国规制是由非国家行为体组成、处理全球市民社会问题的制度性安排；混合规制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发挥作用的、处理国际社会与全球市民社会问题的制度性安排。由于全球市民社会的各种力量能够给国际规制的运作施加相当大的压力，而国际社会也能对跨国规制的运行施加压力，因此，必须更加关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以复杂方式互动于其中的各种安排。全球治理的该种使用方法凸现了“没有政府的治理”之理念，并且提供了在最低限度建立行政机构的同时实现治理功能的前景。
全球治理的第三种理论流派关注当代世界组织处理全球问题能力的变化所具有的潜在意义。鉴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其他世界组织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要作用，美国克雷格·墨菲（CraigMurphy）等学者将全球治理等同于世界组织的活动，集中关注世界组织“对于那些必然对全球各个地方产生冲击的问题的辨识和管理”。全球治理的该种理论流派的一个普遍主题是，强调全球公民社会对于全球性组织复兴的重要性。以革新全球性组织为目的的社会民主项目，试图将世界组织嵌入全球公民社会的框架之中，由此全球公民社会对于世界组织的影响将越来越大；通过鼓励民主治理，世界组织也将积极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拓展。尽管上述全球治理的三种主要理论流派从不同侧面皆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代复杂多样的全球生活和世界秩序及其变动，但是，对于“全球治理”，学者们至今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类似的概念还有：“世界政治的治理”、“世界范围的治理”、“国际秩序的治理”、“全球秩序的治理”和“国际治理”等。正如一位批评者所指出的，“全球治理”似乎已成为一个“什么都是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作为一个概念工具，“全球治理”需要被赋予一个更加简约且可操作的含义。作为一个理论领域，全球治理的许多重大问题还有待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各种全球治理理论隐含的消极因素。某些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日益削弱、民族国家的疆界日益模糊不清这一前提之上，过分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过分弱化国家主权和主权国家在国内和国际治理的作用，客观上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大国和垄断资本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谋求国际霸权的理论依据。某些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国际社会达到观念趋同的前提之上，过分强调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的要求，过分弱化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变种，其终极目标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世界秩序。某些全球治理理论建立于现存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之上，过分强调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或左右的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规则和机制的作用，客观上使得全球治理很难彻底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操纵。总之，不仅全球治理的实践会被扭曲，全球治理理论本身也有可能被扭曲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论坛宣言指出，伴随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秩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再造已经提上日程。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世界体系的变革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的治理大致经历了三种类型。（1）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1900年～1945年，伴随着英国霸权地位的日渐衰落和美国等国势力的不断提升，世界强国之间冲突和竞争剧烈，维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稳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缺失，各国之间弱肉强食，单边主义政策盛行，“以邻为壑”式的贸易战与货币战频发，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动荡剧烈，爆发了两次世界热战及一系列殖民主义战和一次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全球政治经济的民主治理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