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每当世界经济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全球化浪潮、亚洲金融危机乃至时下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等等，马克思的理论在欧美、在全球一再冲出书斋，让那些反马克思、怀疑马克思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纷纷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找现实经济问题的答案。观察一种思想是否具有生命力，一是看其是否与现实历史的发展相吻合，二是看其是否能够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固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预见性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力，是任何其他的理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完全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很多学者还是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革命的、破坏旧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建设新世界的经济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去马克思化”的倾向愈演愈烈，西方经济学主流化的声音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被边缘化，有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成功运用的典范，有些经济学家公然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的证据。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与现实世界的发展有差距，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这是必须要正视的事实。我国应用经济学的一些学科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加甄别地直接照抄照搬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的论著，缺乏学术原创，处于学术“被殖民”或“学术搬运工”的状态。这有悖于中央倡导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精神，因此，有必要加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创新，夯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的根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抱怨、忧虑、喊口号和不作为的层面上。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科学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看法，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如张宇和孟捷教授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括为三种形式：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1]这种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时间序列上进行归纳和分类，当然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但是并没有回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一个学科体系的问题，或者说只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学科而不是一个学科体系。
从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多种理解也可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一个学科体系。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大致是以《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为蓝本来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实际上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并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的新理论、新问题来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将其人为地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部分。与突破“两部分制”相对立的一种观点是“三部分制”，即由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三部分组成。也有学者主张突破“两部分制”，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还相当丰富，如程恩富教授的“五过程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认为现代模式是探索创新中的模式，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在当代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在对待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这个问题的态度上，有人主张“修补式”，即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补充当代生活经济社会的元素，进行创新和发展；有人主张“嫁接式”，即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来，重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也有人主张“去马克思化”的“重构式”，即用所谓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范式，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哪一种观点，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界百家争鸣、积极探索、直面挑战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气魄，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界内部对事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的重大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需要尽快实现统一。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习惯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语，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这种认识的危害性表现在：人为地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应用学科之间的逻辑联系，实际上就是主动放弃了对应用经济学科的指导性，客观上为“学术殖民”提供了条件，为“学术搬运工”们提供了行动空间，更不用说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了。西方经济学固然有许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但是也有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地方。比如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为核心，以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发展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产业组织学等等为依托的学科体系。如果我们把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视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那么其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等都渗透到了诸如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非常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所以，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在内的完善学科体系。实际上，这个观点也不是什么新的提法，马克思的六册写作计划已经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体系的雏形，这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完整体现，只是由于马克思没有完成他的这个宏大的计划，后来者才一再忽视除《资本论》以外的经济学思想。在这个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基石，处于金字塔的塔尖，它除了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外，还必须能够为其他的学科提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的分析范式和分析逻辑，甚至也包括一些基本的分析技术，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天然联系才能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才能实实在在地得到体现，也才能更好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改变中国的应用经济学被“学术殖民”的现状，也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
三、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恩格斯曾经在两个地方有过论述，一是1876年在《反杜林论》第二篇《政治经济学》中写道：“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2]二是1895年恩格斯在写给威・桑巴特的信中谈到“不论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总资本。那么平均的过程事实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这里还有一些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的工作要做。”[3]文中加点的两句话经常被学者们广泛引用，笔者在这里进行了更全面一点的引用。这两段引文实际上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教义和干巴巴的原理，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但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蕴藏着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的元理论，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硬核”。元理论抑或硬核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发展创新的基础，也是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内在的、本质联系的接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相当困难。除了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外，应该还有其他更具体的理论。纪宝成教授和张宇教授曾经提出过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研究，并具体阐明了他们的学术主张：（1）对因主观和客观原因被忽略或简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观点要正本清源；（2）对与当前现实不符的观点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修正；（3）对因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深入讨论和研究过的问题，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科学的解
释；（4）要分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不能动摇的基本观点，哪些观点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提出的并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改变的具体结论。[4]所谓“不能动摇的基本观点”就是本文所说的元理论，但是他们也没有更具体的指出哪些是“不能动摇的基本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目前我国学术界尚无比较系统和权威的研究成果，林岗教授和张宇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目的的统一，[5]具有先导性和奠基性的意义。程恩富教授关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1）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2）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3）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4）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元理论研究的开创性工作。[6]
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元理论的研究尚不成熟，有待深入系统的挖掘和凝练，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元理论无疑是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发展和构建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内在联系的逻辑接点，有了这个逻辑接点，应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展开就获得了一个纲。
四、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的逻辑路径
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还缺乏系统的、共识性的成果，加之不同的应用经济学也各有其自身的特质，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能原则性地提出一种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的逻辑路径，我们将其概括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结合不同应用经济学的特质（研究对象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确定元理论与应用经济学特质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构建该应用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范式，进行应用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逻辑展开，从而实现对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科学解释，提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政策建议。从整个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应用经济学学科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这门基础性学科中衍生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它们原本理论相通、理论分层相关、分析方法相连、政策应用相通，因而才有经济学一、二、三级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内在联系和差别。现在提倡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融合，说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除了方法上的相互借鉴外，客观上也存在着共通的元理论，这是交叉与融合的基础。既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都能够交叉与融合，难道经济科学内部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反而要人为割断它们的联系、断绝学术上的渊源关系吗?事实上，无论承认与否，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在科学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创新应用经济学的成功范例并不少见。如我国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张熏华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创性地编写和撰写过《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著作，为这些学科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期，程恩富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在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编写了国内第一部大文化领域的应用经济学著作——《文化经济学》，成为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指导应用经济学创新的代表作之一。在国外也不乏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应用经济学创新获得成功的例子，据唐珏岚2007年向“首届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20世纪90年代西方〈资本论〉研究现状》就列举了若干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约克大学的史蒂夫・汤姆斯2005年在《会计学观察评论》上发表的《资产定价模型，劳动价值理论和它们对会计理论的意义》一文中就指出，西方主流的会计理论和金融理论无法合理解释真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而马克思的方法得到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包括管理学、劳动合约和社会资本研究等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与现代金融和会计的分析方法结合，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基本工具。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构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会计理论体系。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和科学价值，而应用经济学又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有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要实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领并指导应用经济学创新，关键是要实现下列三个方面的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结合，并将这种结合通过统一的逻辑主线贯穿整个学科的全过程；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与以具体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起始范畴和核心范畴为基础构成的多层次的概念体系相结合；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要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能够将现实经济问题归入一个规范、科学的分析框架中，并能形成有效结论，用以解决和指导社会经济实践。
参考文献：
[1] 张宇，孟捷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张宇，孟捷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6] 程恩富，胡乐明主编：《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原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第二作者为王朝科）
[1]张宇,孟捷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版1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1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4]张宇，孟捷等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5]同上，第42-66页。
[6]程恩富,胡乐明主编.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