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的讲演
一、邓小平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的独创性
在近、现代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关于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观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其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及其制度公式=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调控型市场经济。具体说来，就是在所有制结构层面，实行市场化的多种公有制，并使之成为主体，保持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同时发展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使之成为所有制结构中的辅体。在分配结构层面，实行市场型的多种按劳分配，并使之成为主体，同时发展各类按资分配，使之成为分配结构中的辅体。在资源配置或调节机制层面，实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同时保持较强的国家调节。
邓小平关于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打破了西方学界和政界至今仍占主流的近、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陈腐教条，把作为主体的公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若操作得法，社会主义或公有制可以比资本主义或私有制更适合市场经济制度，产生更高的整体绩效和社会公平。
难解的问题在于：邓小平的这一独创性理论同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及其公式=完全社会所有制+完全社会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那种认为列宁主张社会主义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看法是不精确的，因为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强调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而斯大林和毛泽东降低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标准，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及其公式=两种公有制+货币型按劳分配+商品型计划经济。
我研究后的独特看法是：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进入社会主义起点标志的不同观点，属于三种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制度观；由于划分标准的独特性，因而狭义的三种科学社会主义观都是可以成立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由选择（越南实行“定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种社会主义观），并不妨碍广义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不过，我们没有必要用其中的一种理论去有意贬低或否定另外两种理论，因为他们属于划分标准的分歧，而非社会发展本质和最终方向的区别；邓小平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的真正贡献，在于共产党执政后不是急于消灭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而是有效地利用它们去为社会主义服务。
应当指出，邓小平关于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同当代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本质是“自由、公正、互助”。自由是指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公正是指每个人都享有各种机会均等，其中包括社会保障、财产和收入以及权利的平等分配；互助是指个人之间相互乐于彼此承担责任，使别人获得与自己同等的平等和自由权利。中国个别经济学家与此相似的新表述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市场经济。实际上，此类貌似新颖的表述背离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观，抛弃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占主体，其结果，是不可能较充分地实现“自由、公正、互助”，也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类型和性质的市场经济。
二、经济改革的目标层面与和谐社会的体制基础
近年，中国政府除了提出“科学发展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正确方针外，又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其意义重大。和谐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即和谐社会是一种可以具体体现在政治、法律、文化、体制、社会和生态六个方面的文明状态。当前不仅要看到社会不和谐的种种现象，而且要找到其深层根源，更要寻求缓解它的机制和制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或经济改革的体制层面，可以说是“四主型经济体制”，而这一新经济体制正是奠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体制基础。
（一）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
这种制度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它应当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中国是在多种所有制共同的动态发展中保持这一“主体—辅体”的宏观所有制结构，而非简单地控制私有制的上升。但如果私有经济占的比例过高，必然引起贫富严重分化和高失业等一连串社会现象和由此派生的社会不和谐。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研究室的研究报告估算，现在个体私营所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3左右，如果再加上占国民经济13%强的外资经济，那么，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达到46%强，已经逼近50%的临界点了。
因此，我国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障碍。具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底线。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如果动摇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听任“国退民进”、“公退私进”，必然使较多的工人、农民被弱势化，就难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社会和谐。当前，要求真务实地推进国有企业的实质性市场转型改革，就必须建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和经营奖惩制度。
其次，必须重塑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数量优势。公有经营性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及整体发展同科学发展密切相关。国有经济是全民共同所有的，是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培育有国际竞争力产业和企业的主力，是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成分，也是历次国家宏观调控迅速产生理想效果的所有制基础。国有经济是工人阶级以所有者与劳动者双重身份从事工作的立身之所，直接涉及广大职工群众的就业、福利和生活质量。
再次，壮大城乡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推进邓小平一贯强调的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第二个飞跃”。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发展集体经济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大力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层经营；二是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实现联产承包制到集体化的第二次飞跃；三是提倡有条件的地方发展集体经济联合体；四是在集体经济联合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合作农场；五是强化合作经济包括农户之间的合作（横向一体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村合作组织加公司这样的合作（纵向一体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十多年来一直公开批评私有产权迷信和市场迷信。西欧国家私有化二十多年，国家资本仍然没有卖光，竞争性领域仍然有国有企业。德国银行中的“公有成分占40%”。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由市场指数方面高居第三位的芬兰，目前在竞争性领域仍然存在一批国有企业，它们“是高效和有创新的”。而成功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台湾地区的银行中“公有成分”竟达到57%。在竞争性领域中有一批国有企业是能够盈利的，盈利后的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反哺于民，还有利于保持社会公平和公正，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也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一种功能和“控制力、影响力、带动作用”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大搞私有化或民营化等新自由主义是造成“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的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这不仅是美欧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致的实证分析结论，而且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正是“私有产权神话”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导致了苏东国家和拉美等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和谐和各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或健康发展。
（二）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
这种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目前我国收入的基尼系数和五等份所表示的差距已经较大，甚至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但更令人担忧的应是社会财产占有上的贫富分化趋向。近年为何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差距在一片反对和控制声中反而扩大了，那是因为很多人不懂得包括许多公有资产采取的廉价送卖等所有制措施必然决定分配走势。现在中央政府强调“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极有针对性的，应采取产权和分配上的双重措施，才能真正做到“提低、扩中和控高”的分配和谐。
应当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在其发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劳资矛盾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1993—2002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年均增长36.3%，涉及人员年均增长41.3%，其中非公有制企业尤为严重。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矛盾主要表现为：
一是私营企业雇工工资有不升反降的趋势。根据国家工商局调查的数据显示，2003年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工资超过了私营企业雇工工资的1.8倍，私营企业雇工工资低于集体企业在岗职工工资。有些企业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有的企业还拖欠、克扣职工工资。
二是非公有制企业安全生产问题严重。有些企业劳动条件差，忽视劳动保护、安全设施建设，安全生产事故频发。2005年5月31日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公布了《关于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劳动保护问题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天津、浙江、江苏等省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安全生产和职工劳动保护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据统计，2003年，天津市非公有制企业因工死亡58人，占全市工亡总数的68%；江苏省非公有制企业事故起数与死亡人数均占全省的67%；浙江省是非公有制企业大省，也是安全事故的重省，生产安全事故总数位居全国第三。其中，非公有制企业发生工业伤亡事故736起，死亡756人，分别占全省事故总数和死亡人数的82.4%和89%。
三是劳动合同的签定情况并不理想，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很低。在私营企业中签定了劳动合同的员工仅为64%，有些企业根本不签订劳动合同，这就使员工的劳动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一旦发生工伤事故或出现有关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劳动时间的争议，员工将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有些私营企业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失业保险金、退休养老金、医疗保险金。根据第六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私营企业参加医疗保险的为被调查企业的33.4%，参加养老保险的仅为38.7%，参加失业保险的仅为16.6%，而且这些参加保险的企业也只是为很少一部分雇工投保。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制度和分配关系，就要高度重视劳动关系，尤其是劳资关系，积极化解各类矛盾。要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确定和实行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职工提供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要建立健全劳动保护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保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在处理劳动关系和劳资矛盾的过程中，要建立政府、企业、劳动者个人三方协调机制，在企业层面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关系。
（三）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
这一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科学倡导“市场取向的改革”与随意滥用“市场化改革”是不同的。现在中国讲究改革的科学性和协调性，就是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止“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基础—主导”功能性双重调节机制，这样，容易达到社会经济和谐。为何上访、闹事、犯罪和社会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就是因为国家调节存在不到位或不得当的情况。只要看看近年来，所谓管理层收购等活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引发各阶层公众的不满和不和谐，就可得知某些政府部门的调控有多滞后和不明智。没有人否定市场化产权改革，但不可背离市场规律乱来。
（四）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这一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实行内需为主并与外需相结合的国内外经济交往关系，促进追求引进数量的粗放型开放模式向追求引进效益的质量型开发模式转变。应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尤其要加速在船舶、汽车、电子、生物、宇航、海洋等重要领域发展“四跨”（跨地区、跨部门、跨产权和跨国家）、“三控型”国有跨国公司，这是趋利避害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键。那种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做法；那种主要寄希望于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依赖式策略；那种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正负双面效应而片面迎合强国推行“殖民地科技”的开放式爬行主义思维，都是不高明的科技发展“线路图”和开放理念，也不利于整个开放素质的提升和国内外经济的统筹与协调发展。在以往的对外开放中，在土地、资源、生态、税收等一些问题上均存在程度不同的无序性和不协调，值得进一步改善。一国的经济和谐与经济全球化分不开。
三、对新中国的经济变迁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吗?
目前，对新中国的经济变迁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观点很流行，但流行不等于事实，不等于真理。有的论著全盘否定新中国的历史功绩，声称共产制度在中国也推行了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共产制度的经济劣迹，史无前例；说什么共产制度带来的一穷二白，竟然沦落到今天不堪的地步，是人类历史的悲剧，希望中国不要以“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增长，证明共产政制的优越性，等等。
我们可以用众多的统计资料批驳这一历史虚无主义的歪曲。事实上，新旧中国纵向比较和中外横向经济比较的结论是：自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间，包括国民党统治的20多年在内，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穷二白的社会格局，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差距是在拉大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40年间，许多经济差距在不断缩小；旧中国腐朽落后的私产制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比印度发展还慢；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限于私产制的障碍，没有充分释放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所蕴藏的经济潜能，不少重要经济指标的增长比有较大弊端的“计划社会主义”大国要慢；新中国最初30年在较僵化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中运行，其发展得益于公有制内生机制的优势，一些重要经济指标赶上并超过了多数私产制国家，与某些较发达国家的若干重要经济差距缩小了。所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没有错，现代化建设也是有相当成效的（改革前30年的GNP增长速度年均为6.1%，改革后大约为9.5%）。致使我国没有全面超过一切私产制国家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口增长太快，以及传统体制部分抑制了公有制和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现有的改革，正在逐步纠正传统公有制社会的体制弊病，并已日益展示出比西方制度更具活力的制度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