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10月以来，我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国民经济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的局面。中央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增长乏力，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势头，近年来采取了大幅降息、发行债券、扩大政府投资等宏观政策措施。在出口难以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扩大内需仍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方针。在扩大总需求的种种措施中，提高消费需求是一项有战略意义的经济政策。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本文就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有关问题作一粗浅论述。
一
我国目前的人均GNP只有700美元左右就出现了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形成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复杂的。从诸多措施的实施结果看，启动现时的消费需求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二条政策措施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因此，必须认真分析造成消费需求不旺的实质原因，以便找到有效对策，启动消费需求。根据前段时间出台政策的作用效果和当前的宏观经济现状考察，居民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大体有下面四个方面:
（一）未来经济形势和收支预期因素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实际收入不高但都有增长。特别是消费品的不完全市场化，居民的日常消费需求基本得到保障，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几乎为零。加之耐用消费品的短缺，居民的消费需求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对银行的储蓄存款极为关注，担心“老虎要出笼”，引起剧烈的通货膨胀。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由政府和国有企业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保障，逐步转变为由居民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与费用，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加快了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步伐；政府机构新一轮的改革已拉开帷幕，正在全面推开；取消福利分房，代之以住宅分配的货币化、市场化；医疗体制和教育体制的市场化和收费制改革不断出台。这些改革措施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超过以往任一时期，对居民即期收入和预期支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下降。更重要的是，人们无法作出稳定的支出预期，防范风险的储蓄倾向随之上升，即期消费相应减少。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储蓄用于子女教育的占21%，用于就医的占16.3%，用于养老的占15%，用于购买住房的占14.2%，这几项用途共占66.5%。由于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居民的即期消费大大减少，储蓄高速增长，高达40%左右。预计1999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将突破6万亿元。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降低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抽样调查的结果来看，高收入家庭在城镇居民收入总份额中所占比例逐渐提高。最高收入户、高收入户在全部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中的份额，分别从1991年的14.41%和12.11%提高到1997年的16.95%和13.33%。而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所占比例由6.69%和7.86%下降到5.32%和6.74%。衡量城镇居民高、低收入差异大小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16，1990年为0.23，1997年为0.29。加上农村因素，近年全国基尼系数约为0.38。1998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的4.41倍，比1997年高出0.22倍，当年最高收入户年人均为10962元，比上年增长6.9%，最低收入户年人均为2477元，仅比上年增长1.9%，前者比后者增幅高出5个百分点。
从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看，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1997年城镇居民20%的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92，20%的中等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83，20%的高收入户的消费倾向为0.73。1998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0.80和0.74。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群体，高收入家庭已大体完成家庭的“基本建设”，再购置大量商品的势头已下降，而广大低收入家庭尚在进入“基本建设”时期，欲大量购买却无力为之。
（三）供给结构不合理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市场供给却没有完全适应这一变化，使我国现阶段的买方市场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商品的供给未能适应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以及特殊需求的消费者的需要。由于在经济转型时期，各地争项目、争投资，导致重复建设，各地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有雷同化的特点，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加剧了市场供给的矛盾。1997年全国工业库存积压商品13276亿元，加上已有商品库存，总值逾3万亿元。商品房积压6000万平方米，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在50%以下。加之一些企业不重视市场调查和科技开发，产品不对路，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却未能提供现实供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市场拥有8亿消费者，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相对于城镇而言，农村家电产品的普及率仍较低，且现在的产品许多功能不适应农村消费者的需要，因此，农村的消费需求能力还远未开发出来。
（四）各种限制性消费政策的影响
某些沿袭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条件下的消费政策和消费体制，已经很不适应买方市场条件下鼓励消费的现实需要。例如，汽车不仅价格高出美国一倍，而且价外税费又多又滥，占车价的1/3，而发达国家只占4%；用电还在收取增容费和超计划用电加价；在住房消费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占房价的1/3左右；进行中高等教育的消费限制很严，不如国外进入教育的成绩门槛设定较低。如果不消除限制性消费政策的影响，扩大内需就存在严重障碍，消费市场就难以充分活跃起来。
二
在启动消费的各种办法中，我们要找到消费不振的实质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消费需求，改变所谓“消费无热点”的状况。对教育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农村市场三个领域须予以特别关注。要提高消费，就必须考虑到参与市场交易的供需双方的意愿，既有潜在的需求，也有可能的供给。要采取措施消除在供需矛盾平衡中的各种不适应性，以便满足潜在需求，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一）教育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不仅有传播知识和提高技能的作用，而且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产业，也存在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教育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如美国在1900～1957年的经济增长中，源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回报率只有3.5倍，而人力资本的投入回报率高达17.5倍。不少调查研究表明，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未来收入有较高的相关关系。接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也就越小。根据詹尼克斯（Jencks，1972）的研究结果，父母的富有并不能保证子女的富有，父母的贫穷也不意味着子女注定贫穷，事实上两代人永久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3。再从上海下岗职工的抽样调查中可以发现，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职工人数占停工待岗职工总数的93.6%，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总数比例只有0.6%。前面已谈到，在居民储蓄的目的中，子女教育居第一位。这说明，居民储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以期减少子女未来收入的风险。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33万人，按人均1万元消费，可以直接增加3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并且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现在教育扩张速度还较慢，设置了较高的考分障碍，影响了城乡居民大幅度提高中高等教育消费的积极性。同时，教育信贷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规模小、额度低、利息高、期限短，与广大教育消费者的需要极不相称。因此，国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制定相应政策，大力发展教育及教育信贷。这不仅对刺激消费有利，而且从长远看，还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二）房地产市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居民住房水平有了较大改善，但从总体上讲，居住面积小，居住环境水平仍然较低。目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仅为9平方米，其中有5000万城镇人口平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同发达国家人均20～30平方米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7年商品房闲置面积达6000万平方米。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房价过高，现在全国平均房价仍高达2000元/平方米左右。即使是在改革开放较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省，个人购房的只占职工总数的7%。再如北京地区，买一套中等价格50万元的住房，普通的双职工家庭要不吃不喝20年。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是房价结构有问题。据北京地区调查，土地成本占房价的1/3（国标水平一般为1/10至1/5），各种税费占1/3，建安成本占1/3左右。这么高的房价，即使居民想贷款购房，也难以承受。由于商品房大量闲置，开发商的投资难以收回，银行的信贷资金不能再发挥作用，形成了经济的恶性循环。现在要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处置数量庞大的闲置商品房，让房地产市场真正活跃起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清理各种收费，坚决改掉一些收费项目；其次，银行也要对已投入的信贷资金进行清理，适当降低开发商的财务费用；第三，开发商也要根据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确定一个合理的利润率，适当降低开发利润，要按照“国家让点税，银行让点息，企业让点利”的原则，共同把房价切实降下来，以满足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需求。当前，有两个政策思路和操作方式是急需采用的:第一，采取银行追债、公开拍卖方式，即银行作为主要债权人，对开发商进行债权追诉，开发商委托拍卖公司进行公开拍卖，以拍卖所得归还债务或继续开发。其二，政府下决心拨款改善专业知识分子的住房状况。在近年各级党政系统住房问题解决之后，不应以住房货币化为理由，让教授的住房标准和实际水平停留在处级甚至科级上（上海只相当科级，甚至不如科级）。必须立即以当地公务员的实际住房的货币标准（如上海大约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市价为4000元），来推行事业单位知识分子住房货币化政策。若不能如公务员那样在一二年内解决，可通过财政在三五年内合理解决，但不能长期歧视知识分子。这两种方法能够解开房地产市场目前存在的死结，让闲置的资产得到充分利用，刺激住宅消费，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三）农村市场
我国有12亿多人口，8亿在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有了较快的增长，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购买力也相应增长。据统计，1997年我国已有2134亿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27.3台、电冰箱8.8台、洗衣机21.9台，这就是说按相应的消费水平全国仍有1.7亿多农户没有彩电，2亿多农户没有冰箱，1.8亿多农户没有洗衣机。农村的商品市场是巨大的，但由于厂商在对农村市场的调研、产品的开发、商品销售渠道等方面存在问题，未能提供适销的商品供给农村市场，这部分需求得不到满足，一方面产品在积压，另一方面又满足不了现实需求。供求结构性矛盾是农村市场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政府和厂家要共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开发新产品，满足农民需要，扩大内需。
三
为了扩大内需，国家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以刺激消费，取得了一些成效。同时，为了正确地认识刺激消费的各种办法，少走弯路或为了避免失误，需要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一）现时不宜把私有轿车作为启动消费的首要之点和中心
如前所述，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低收入者还无力考虑购车消费，而高收入者则由于交通条件、停车泊位以及各种不合理税费的条件限制，降低了购车的热情。据报道，1998年中国的轿车产量为70万辆，而需求为50万辆，供过于求。另据中国社会事务调查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对贷款消费的积极性不高，针对购车贷款的调查表明:35%的居民无贷款意思，31%持观望态度，29%因手续繁杂而放弃，只有5%的人成功办理过贷款。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对轿车的购买行为在短期内变化不会很大，因此，不宜把轿车作为现在启动消费的主要热点。况且，大中城市必须以公共交通为主，企图用大规模推行“轿车进入家庭”来缓解城市交通，其政策思想本身就是错误的，世界各国已提供了现代城市交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二）正确看待启动股市对启动消费的作用
目前，有人提出“启动股市带动启动内需”的观点。其理论根据是:启动股市→股价上涨→收入增加→消费增加→内需扩大，即存在所谓“财富效应”。我们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把经济发展和股市升温的因果关系颠倒了。股市升温，“财富效应”本身应当是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结果，是经济发展自身带动了股市之后，再反过来发生某种反作用。经济发展是因，股市升温是果，因果不能倒置。再者，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看，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人为制定“刺激股市”的办法来启动内需。从长远来看，这种人为营造股市出现的“牛市”，靠的是过度的投机资金支撑，是一头饮鸩止渴的“病牛”。这对投资者，对完善和发展中国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运行都是极为不利的。
（三）尽快改变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消费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