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召峰**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关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在系统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文献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研究，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三阶段论”（以下简称“三阶段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程恩富教授的“三阶段论”科学地揭示了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演化规律，因而被他自己称为可供永久参考的“第一创新理论”。下面，我谈谈研读程恩富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述的几点感悟。
在20世纪80年代，如何划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我国学者争论的前沿问题之一。对于我国学术界在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标志、社会主义分期等问题的讨论成果，程恩富教授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总结。
程恩富教授认为，在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标志问题上，学术界有如下几种主要观点：（1）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标志；（2）以现代化的实现和相应的生活水平为标志；（3）以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标志；（4）以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为标志；（5）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把“尺子”为标志。程恩富教授在明确指出上述几种观点的可取之处之后，还剖析了它们的缺陷和不足。他认为，不能单纯把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成是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一切纯生产力标准和纯消费力标准是难以透彻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把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性质看成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毫无决定性关系，是失之偏颇的；单是经济运行机制的选择，远不足以全面显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只有经济运行机制与生产力、产权、分配采用不同的有机组合，才能表明互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两把“尺子”是正确的，但还需进一步明确它们各自在具体衡量阶段问题上的不同功能。[1]
程恩富教授认为，对划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要作整体考察，既要看到生产力的终极作用，又要看到生产关系的直接作用，应在确认它们各自作用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在具体判断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否发生变化时，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具有直接的意义，因为生产力的变化只有在引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发生部分质变时，才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2]生产力的变化最终要通过生产关系的变化，才能显示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因而，生产关系在划分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作用比生产力更具有明确性和实质性；如果撇开生产关系，单纯地从生产形式、技术变革、经济重要部门的更替进行考察，是无法揭示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变化的。[3]
程恩富教授还评论了我国学术界在社会主义分期问题上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小过渡的二段论（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起，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为止；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它又细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2）中过渡的两段论（这种观点将“小过渡”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都划归“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3）小过渡的三段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而后到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再到为过渡到共产主义作物质技术准备的完成阶段）。程恩富教授认为，“小过渡的二段论”的缺点是，对于过渡时期的界定，承认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学说的不正确解释；“中过渡的两段论”虽然有其积极意义（批评了斯大林降低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的错误，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理论的本来面貌），但是，并未回答实践热切期望回答的关键问题（即产权、分配和运行机制等生产关系诸方面，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到底有何重要区别）；“小过渡三段论”的“欠缺”在于，把向共产主义过渡单纯看作是作物质技术准备，其实，这一“过渡”还应包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整个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4]程恩富教授的“三阶段论”，具体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整个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弥补了这一“欠缺”。
程恩富教授在《社会主义三阶段论》一书和其他单篇论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这是其“三阶段论”的“理论根基”。
首先，程恩富教授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预见。程恩富教授非常重视马克思关于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的论述，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两段名言。一段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的话：“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5]另一段是《哲学的贫困》中的话：“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程恩富教授对于上述两段话的引用，旨在说明，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生产力在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具有“指示器”的作用。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7]在此，马克思透彻地说明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即生产方式对于划分社会形态的重要作用。基于上面这段话，程恩富教授认为，生产关系表示了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
依据马克思的上述论述，程恩富教授认为，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应纳入我们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视角。[8]
程恩富教授还具体考察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程恩富教授认为，无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还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以及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等条件：马克思设想的“第一阶段”不仅已经完全消灭了阶级和阶级的差别，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实现了很高水平的、统一的全社会公有制，甚至国家也变成了非阶级性国家，从而达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列宁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实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消灭了阶级（包括工农阶级差别）、国家正在消亡的社会。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的公式是：完全社会所有制+完全社会按劳分配+完全计划经济。[9]
程恩富教授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降低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标准，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观的公式是：两种公有制+货币型按劳分配+商品型计划经济。按照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1956年我国基本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生产关系，我国就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过，程恩富教授不大同意这种“降低标准”的做法，他指出，事实上，中国1956年以后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恩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确立的标准相差还很远。[10]
程恩富教授回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和发展的大致节点：“文革”之后，邓小平强调要注重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再认识；1980年，他强调，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1987年8月，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他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之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不断被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强调和阐发。程恩富教授认为，在近现代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观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他把“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及其制度公式”概括为：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调控型市场经济。[11]
仅仅梳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对于提出“三阶段论”还很不够。对于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程恩富教授往往有自己的独特阐释。这里试举一例。“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俄国电气化的基本任务》中所用的题词。对于这一说法，列宁十分赞赏。[12]后世学者常常用这一说法来论述生产力发展对于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性，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解困惑。程恩富教授强调，对列宁的这句名言，决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而须作这样的阐释：“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于蒸汽时代，随着它的发展，同样会进入电气时代，甚至进入生产力水平更高的时代。但是，资本主义决不会推迟于电气时代才出现，社会主义也决不会提前在蒸汽时代就确立。”[13]这真是发挥唯物史观的绝妙解读！
“三阶段论”是程恩富教授独立思考的理论发现。在上文谈及的程恩富教授对学术界相关观点的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的汲取中，就已经有“独立思考”发挥作用了。这里，对此再作进一步的阐明。
程恩富教授的独立思考精神，体现在他对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理论缺陷的剖析上。在程恩富教授看来，“理论缺陷”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斯大林降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的定位（把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降格为生产资料只要归社会或集体公有，相应地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降格为消灭一切阶级对立，可以保留两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工农阶级差别；把全社会范围的按劳分配降格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内部的按劳分配即可；把消灭一切商品货币关系降格为可以保存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特种商品生产），并把降格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斯大林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先决条件[14]，包含严重缺陷和误断：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忽视了经济效益；没有认识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把“最近将来”的主要任务定为公有制升级；没有认识到计划调节的手段、方式、目标和范围，还存在很大的弊病，市场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误以为商品流通阻碍全社会计划经济的实现，因而，把“最近的将来”的任务重点定为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某些具体设想降低了过渡的要求（比如，以为实行普及义务的综合技术教育就能自由选择职业和消灭旧分工）。[15]
程恩富教授的独立思考精神，还体现在他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标准的具体化上。
首先，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要素的构成理论，具体考察了构成生产力三大实体要素（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变化。对于劳动资料，他着重考察了劳动工具发展的历史进程。他认为，劳动工具大体可以粗划分为手工工具、机械工具和自动工具三类。关于劳动对象，他认为，代表生产力水平的劳动对象的量化标准就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以及新材料种类的增长量和高质量材料在工业制成品中的比例。关于劳动者，他认为，对衡量生产力水平起主要作用的是劳动者的职业结构、技术结构。在具体考察上述三大实体要素之后，他还指出，国民经济总值及人均数、国民收入总额及人均数这两个重要指标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综合性标志。[16]
接下来，他具体考察了生产关系的不同方面“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从而实现了对它的“具体化”理解。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将经历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以单一的全体社会所有制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这三个部分性质的变化，依次显示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二，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运行机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型的计划调控下的商品经济体制”（此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中级阶段的“有商品关系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到高级阶段的“单一的计划调节的产品经济”。第三，分配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部分质变：从初级阶段的“以多种按劳分配形式为主体的多元分配结构”（有必要让按经营成果分配、按资分配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等多种非按劳分配形式作为补充），到中级阶段的“以多种按劳分配形式为特征的分配结构”；再到高级阶段的“单一的一级按劳分配结构”。
在实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标准的具体化理解的基础上，程恩富教授以生产力变化为间接或终极的标志，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直接标志，把社会主义社会具体划分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三个阶段，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又细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分配制度三个方面）、上层建筑三个层次具体说明了三个阶段各自的“总体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特征：①生产力不发达，实行以机械化工具为主的物质技术结构；②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成熟，实行以多种公有制形式为主的多元所有制结构；③计划经济不完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④按劳分配不充分，实行以多种按劳分配形式为主体的多元分配结构；⑤民主制度不健全，实行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总体特征：①生产力较发达，实行以自动化工具为主的物质技术结构；②生产资料公有制较成熟，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③计划经济较完全，实行含计划主体性的产品经济；④按劳分配较充分，实行多种形式的按劳分配；⑤民主制度较健全，专政只在防御外国侵略的意义上存在，国家要维护按劳分配等权利，还没有完全消亡。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总体特征：：①生产力已发达，实行以基本自动化为基础的物质技术结构；②生产资料公有制已成熟，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单一全社会所有制；③计划经济已完全，实行完全计划化的产品经济；④按劳分配已充分，实行单一的全社会按劳分配；⑤民主制度已健全，专政只在防御外国侵略的意义上存在。国家要维护按劳分配等权利，还没有完全消亡。[17]
程恩富教授还讨论了“过渡时期”的历史定位问题，他主张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过渡时期”划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他把我国实际经历的初级阶段划分为如下四个小阶段：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49年至1956年）；二是体现旧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完善阶段（1957年至1978年）；三是体现新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重建阶段（从1979年开始，估计到下一世纪初结束）；四是体现新经济体制的生产关系巩固发展阶段。[18]
“三阶段论”是程恩富教授探究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三阶段论》一书的“上编”提出“三阶段论”之后，在“下编”分三章（分别是重塑现代商品生产者、重造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重置现代调控机器）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国家调控的看法，特别是从“功能结合”的视角提出了“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理论。[19]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建立在“三阶段论”的基础之上，是对于“三阶段论”特别是“初级阶段论”的具体化和深化。
“三阶段论”还是我们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理论利器。
首先，“三阶段论”是我们避免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的理论利器。程恩富教授认为，无论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还是从生产力要求看，离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或说是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有很长远的距离。但是，遗憾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从“进入”到“建成期间”必须历经很长一个建设时期的理论构想，没有得到很好坚持并付诸实践。无论苏联和中国都犯过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的真正贡献，在于共产党执政后不是急于消灭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而是有效地利用它们去为社会主义服务。[20]
其次，“三阶段论”还是我们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理论利器。程恩富教授说：“如果我们现在一味不顾生产关系方面的要求，不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疏忽对此作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也会犯右的错误，从而有悖于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以致最终影响社会主义的建成。”[21]这一点，在当前新自由主义严重影响我国改革与建设的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探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需要密切关注学术界的前沿研究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经过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这些就是我研读程恩富教授的“三阶段论”这一重要理论发现的几点感悟。
**刘召峰，男，山东鱼台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1] 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另可参见程恩富：《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1页。
[2] 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另可参见程恩富：《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3] 程恩富、周环：《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兼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4] 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另可参见程恩富、周环：《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兼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另可参见程恩富、周环：《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兼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马克思：《资本论》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44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8] 程恩富：《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9] 程恩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0] 程恩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1] 程恩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2]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17页。
[13] 程恩富、周环：《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兼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14]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9-591页。
[15] 参见程恩富：《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8页。
[16] 程恩富、周环：《关于划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兼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另可参见程恩富：《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6页。
[17] 程恩富：《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页。另可参见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18] 程恩富：《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3页。另可参见程恩富：《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19] 程恩富：《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5-207页。
[20] 程恩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21] 程恩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