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义**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过去我们搞革命靠的是马克思《资本论》所阐明的科学原理的指引，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也离不开《资本论》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1]”程恩富教授也曾多次强调：“应该清楚地看到，《资本论》研究在我国逐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方兴未艾，是大有可为的。”[2]
我是在1984年冬季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期间认识程恩富教授的。在这次会议上，程恩富教授、顾海良教授和我都在会议秘书组负责写简报和学术观点综述工作。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程教授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但在会议期间听其发言和在一起写会议学术综述的过程中，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程恩富教授是一位在《资本论》研究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当代青年经济学家。当时，程恩富教授已经在《复旦学报》公开发表了《怎样认识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一文，提出了“从抽象到具体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统一”的创新见解。在这次会议以后，程恩富教授系统提出了我国学术界《资本论》研究的六大发展态势，其中首要的就是“《资本论》研究的发展观”。[3]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研究《资本论》，大多是仅仅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学术著作，而否认它对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所作的一般分析的指导意义。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资本论》作为研究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著作，对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问题已经无法解释；二是认为，《资本论》既然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著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没有多少实践指导价值。总之，在他们看来，《资本论》过时了。《资本论》过时论在高校的表现就是有很多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也不开设《资本论》课程了，许多学生只知道西方经济学，而很少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程恩富教授大声疾呼要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他明确提出了“《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和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如同其他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决非终极真理，而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它必须通过多形式和多途径来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4]用发展的视角研究《资本论》，这是程恩富教授28年前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程恩富教授提出了从三个方面来发展《资本论》。
第一，在研究和指导经济活动中发展《资本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它是对实践的总结和概括。《资本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学著作。通过研究，马克思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学基本原理，包括商品货币理论、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产业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理论、借贷资本和信用理论、土地所有权和地租理论、收入源泉和分配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认识的辉煌理论成果，也是工人阶级认识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锐利的思想武器。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本质现象存在，这些原理就有普遍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战后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例如，科学技术从机械化到自动化，现在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资本占有方式和组织形式更加社会化，股份公司有了更为广泛的发展；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经济周期发生了新的改变；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利润分享现象普遍存在等等。再例如，资本主义在其内在矛盾经过不断调整之后，又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它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比马克思当时预计的要长得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现实的世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是社会主义完全取代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一球两制”，等等。由于这些新的变化，就需要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其结果正如程恩富教授指出的那样：“要么是使《资本论》原有科学理论获得正确的修正、补充，从而使其更完善、更科学；要么是需要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立新的科学理论。”[5]也正是根据这一基本的判断，程恩富教授实现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继承和创新。
第二，在继承与突破中发展《资本论》。程恩富教授正确地指出：“任何科学理论要继续向前发展，均会被继承、被突破。《资本论》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6]程恩富教授还讲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须在当代中外经济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和展开，并使其逻辑体系不断完善。”[7]在这里，我们仅仅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看程恩富教授是怎样在继承与突破中发展《资本论》的劳动价值理论的。
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是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不同的一个新情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史料未及的，从20世纪末期以来所产生的又一轮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发展及至人类社会的影响则更是空前的。新技术革命是指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从而对国民经济产生更大推动作用的过程。新技术革命的后果主要是对人的大脑的解放。例如，电子计算机在全社会的广泛运用，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的快速发展，都是人的智力的扩大和延伸，知识化或智能化在新技术革命中居于核心地位。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8]，那么，随着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劳动生产率有了巨大的提高，为什么社会财富和价值财富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却有极大地增多？程恩富教授在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内涵上作出了如下创新性的解释。
程恩富教授首先指出了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两个逻辑缺憾：一是这一表述只是一种实际状态，而非全部状态。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只考虑到劳动客观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撇开了劳动主观条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马克思在考察劳动生产率变化因素时，又承认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多因素决定的[9]。这就出现了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因素包含着劳动的主观因素，而在表述劳动生产率变化时又舍弃了劳动的主观条件的逻辑悖论；二是这一表述不完全适应纵向分析。在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涵是在相应地发生变化的。因此，在变化前后的同样劳动时间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静态来看，劳动量由自然劳动时间来计量；而就动态来看，劳动量是无法用同以前一样的自然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这是马克思分析中又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实际上，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由劳动强度和劳动密度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自然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是在提高的。但是，由于马克思把自己囿于“反比”的特定假设中，客观上就否定了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可能存在的正向变动关系。这样，在逻辑上又导致生产力特别高的复杂劳动获得的价值只能从其他企业转移来的结论，这就否定了生产力特别高的复杂劳动直接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的分析，导致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问题的长期争论。
接着，程恩富教授提出了要把劳动的主观条件即劳动熟练程度或劳动复杂程度和劳动强度或劳动密度引入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运动规律之中，将计量价值量的时间尺度区分为社会必要劳动意义上的劳动自然时间（外延尺度）和劳动密度时间（内涵尺度）。在此条件下，得出了劳动生产率提高表明劳动单位自然时间内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由于劳动时间密度的提高（即劳动复杂程度和强化程度提高）也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用这一新观点，就可以解释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的难题，即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然劳动时间和活劳动量都在减少而社会总价值却在不断增加的矛盾。在实践上也有益于科学地说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可以承认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的事实。
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现代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不同的又一个新情况。这里实际上是涉及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外延问题。怎样看待第三产业的劳动，它是否能创造价值？这是人们高度关注并引起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重大问题。程恩富教授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在当代拓展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主要是突破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只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一些部门劳动者的劳动也应该纳入创造价值的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上也曾经讲到，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中，比如在流通领域中的商品包装、分类、运输等劳动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这些劳动之所以创造价值，是因为它们属于在流通领域继续的生产劳动。程恩富教授把马克思当年的分析进一步拓展至非物质生产领域和整个第三产业。对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都创造价值，程恩富教授又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具体来说，非物质生产领域中，以下几大类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第一，凡是能够提供文化商品（精神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10]，第二，凡是直接为生产性企业提供某种生产性服务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一部门非物质生产劳动可以是从生产性企业的总体劳动中分离出来的，它是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的结果。如为创造价值的企业进行生产管理的策划和咨询、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等[11]。第三，凡是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直接有关的非物质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如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部门的劳动。在程恩富教授看来，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从物质生产劳动向非物质生产劳动拓展，是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现实所要求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第三产业的非物质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如党、政、军、公、检、法等部门的劳动，尽管是社会必要的和重要的劳动，但他们的劳动并不创造价值。[12]
第三，在争鸣与斗争中发展《资本论》。《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既是马克思批判地借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的过程，又是同形形色色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机会主义等进行争鸣和斗争的过程。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涌现出了一系列代表人物。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大卫﹒李嘉图结束。”[13]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科学上的主要功绩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并且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作了初步的分析和探索。威廉﹒配第最先提出了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并且在地租的形式上看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但他没有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区分开来，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相矛盾。马克思吸收了他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科学成分，同时又对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亚当﹒斯密拓展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范围，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从生产白银的劳动拓展到生产所有商品的劳动，但他在研究方法上是二元的。他一方面认为劳动决定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所有生产要素都决定价值。马克思并创新了其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学者则继承并发挥了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庸俗成份。李嘉图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是他一贯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去分析其他经济范畴，从而把资本主义关系和盘托出。但是，一旦涉及资本主义历史使命问题，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马克思明确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一旦突破了这个界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伪科学真实面目就暴露无遗。只有马克思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和历史过渡性，完成政治经济学的彻底变革即一场深刻的革命。
当年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需要马克思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地借鉴、继承和创新，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需要对前人包括马克思的已有理论成果的批判、借鉴、继承和创新。程恩富教授在2007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长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就是他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批判和吸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自己早年提出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典范。
任何科学的经济理论——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都不过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抽象。现实经济关系是复杂的多变的，要对某特定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设定假设条件。马克思的重要经济理论观点，正是通过科学的假设条件[14]，从普遍的和反复出现的经济事实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创新自己的经济理论是如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的创新和发展也需要如此。程恩富教授在该文中指出：“如同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论’、‘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论’、‘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一样，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有必要把‘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15]
接着，程恩富教授对这四种假设加以展开。（一）“依据已有的商品、市场经济实践和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活动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可以推断，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16]（二）作为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它对应“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包含的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2、经济活动中的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也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三）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之一是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这一假设存在三个明显的逻辑缺陷：1、用稀缺定义资源，而资源一词已内含着稀缺，因而再说资源是稀缺的，无异于同义反复。2、需要本身具有选择性，即使对于拥有充裕的货币财富的人来说也是如此。3、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有限的，人类不断增长的合理需要本身也是受到一定约束或限制的。批判地改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理论假设，程恩富教授创立的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因而多种资源与多种需要可以形成各种选择或替代组合，进而在一定的双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需要的极大满足。（四）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经济学论争的主题。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这两大目标之间内在的关联和制度安排，就成为各派经济学解答不尽的两难选择。西方经济学把公平理解为绝对公平，把效率理解为帕雷托最优状态，即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的状态。他们认为，公平与效率呈现反向变动的倾向，二者要实现统一是不可能的，最优选择只能是效率优先。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公平和效率都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经济效率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涉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个方面，不能把它理解为只是微观范畴和生产力的范畴。与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假设或效率优先假设的含义截然不同，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的含义是：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越是公平，效率就越高；相反，越不公平，效率就越低。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之一是市场性按劳分配的制度选择。在这里，按劳分配的平等与商品交换的平等相结合，虽然市场竞争会影响按劳分配实现的方式和程度，但若不与私有化相结合，其本身就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一种公平与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环机制，就可以推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经济和谐。[17]
总而言之，程恩富教授关于用发展的视角研究和应用《资本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大量的理论和政策创新，是值得弘扬的精神。这不仅是研究《资本论》的科学的正确方法，同时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极端重要理论成果。它既开辟了一条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正确途径，又实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王天义，中央党校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1] 习近平2012年6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考察时的讲话。见《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期。
[2] 《程恩富选集》第345页。
[3] 程恩富：《论<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见《世界经济文汇》1987年第2期。
[4] 《程恩富选集》第346页。
[5] 《程恩富选集》第346页。
[6] 《程恩富选集》第346页。
[7] 《程恩富选集》第238页
[8]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写道：“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第53页。
[9]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写道：“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第53页。
[10] 参见程恩富《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 参见程恩富《生产性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12] 参见程恩富《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页。
[14] 如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是假设资本主义社会中只存在资本主义关系，即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其他关系都是从这种关系中派生出来并依附于这种关系的。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所体现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和多变的。
[15] 程恩富选集》第238页。
[16] 《程恩富选集》第239页。
[17] 参见《程恩富选集》第245－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