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金 明**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社会经济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总是会为理论的创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会为学术大家的产生提供充分的历史条件。当代学者程恩富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时代产生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家。作为中国新马克思综合学派的领军者，他的学术思想横跨众多经济学领域，视野广阔，博大精深，而他的制度经济思想在其中又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中，程恩富形成了系统、完整且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制度经济思想。深入探究程恩富制度经济思想和学术特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学习和了解程恩富和新马克思主义综合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和主张，而且有助于我们探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建构的一般方法和规律。
一般地说，制度经济思想是关于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和政策。程恩富秉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传统，将社会经济制度分析置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位置。可以说，他在迄今为止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学探索中，始终坚持以社会经济制度为中心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因此在制度分析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政策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形成了宏富而严整的制度经济思想体系。该经济思想体系的主要论题可概述如下。
（一）关于制度内涵、本质和变迁的一般理论
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一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根本转变这一时代背景，使制度改革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经久不衰，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传入，更推动了国内制度经济学的研讨。但是，经济制度研究的根本方法是什么，怎样才能从这种制度研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取决于对制度起源、本质及变迁等基础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这些制度分析的基础性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分歧。程恩富总结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关于制度的内涵，制度起源、本质及变迁等问题的基本看法。[1] 第一，制度的含义。在社会制度系统中，经济制度处于中心地位。经济制度的内涵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或者说是被制度化的生产关系。对制度的分析可以以经济制度为中心，向两个方面拓展：一方面是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各项具体制度；另一方面是与政治、法律、文化发展相关系的各项制度。第二，制度的起源、本质和变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制度的本质反映是不同的人（个人、集团或阶级等）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现实的经济制度所体现的是在社会经济中占优势的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方向。这种体现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制度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第三，经济制度的层次性。广义的经济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制，三是以一定的经济体制为条件的各项具体的经济规章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制度从不同的层次作用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对经济制度的科学合理划分，为正确把握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对于制度的内涵、本质和变迁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的同时，程恩富也十分关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和思想成果。他在仔细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而不应放弃其中任何有用的“思想颗粒”。他指出，以科斯为代表的西方产权制度理论在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忽视生产与交换过程中的“产权”，剖析企业经济的外部效应、土地租约等方面是有所创新和发展的，从而“复活”了人类经济学说史上重视财产权利的科学精神。科斯等人提出的“交易费用”等范畴，尽管其科学界定和运用还存在许多重大缺陷和错误，但是毕竟继承和扩展了一种合理的经济分析视角，并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思想素材和实例，对深化产权制度等问题的分析具有重要的观察价值。[2]这些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清醒分析和评价是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关于此问题的最清晰明确的回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理论胸襟。
（二）关于当代两大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和比较
运用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对当代两大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科学分析是程恩富制度经济思想的重点和核心。他的很多卓越观点和精彩的学术争鸣成果——如“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的学术批评等，实际上都是与此相关的。其重要论题可概括为下列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和地位的评析。程恩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宽广视野，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产生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美元霸权、世界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了当代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结论。[3] 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种经济全球化有正负两重效应：一是为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科技进步，加速产业机构升级等提供了可能性，二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性和矛盾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是，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之间的冲突——甚至与集体经济、合作所有、国家所有也都有冲突。这些冲突在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狭隘利益之间的对立。这一基本论断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这一传统观点的重要发展。程恩富进一步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搞公正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而是竭力保持其霸权地位，延续南北差距，通过气候战、金融战、贸易战、货币战等来损人利己。因此，从总体上讲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已严重表现出与生产力社会化和科技进步发展方向不相适应的一面。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生优势和发展绩效的科学分析和公正评价。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但是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作为一种全新制度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探索还处于初始阶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的绩效评价成为中外制度经济学研讨和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公有制及计划经济曾在前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能否科学客观地评价计划型社会主义的绩效关系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优势和发展历程的正确认识。程恩富在广泛考察包括中西方学者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科学比较和实证分析，对计划型社会主义制度绩效做出了独树一帜的学术评价，对计划社会主义是否能正常运转、是否有可取之处、是否有优越性等问题都做出了肯定性的回答，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4]他的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由于公有制内生机制的优势，使得计划社会主义即使存在体制僵化等弊端，但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指标仍普遍高于大多数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有力地回击了张五常等中外新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错误”等荒谬观点。
（三）市场型社会主义改革和制度建构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但是，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却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具有极大的难度和挑战性。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表性中青年经济学家”之一，程恩富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出发，推陈出新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刻见解。其中包括构建“四主型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如何利用股份制、国有控股公司的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建立“一府两系、三层分立、分类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倡导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模式等一系列制度建设思想，从所有制结构、体制改革等多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等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改革建议。
程恩富制度经济理论的论题从制度分析的一般理论、对当代两大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到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形成了一个从基本理论到应用对策的非常完整的制度经济思想与政策体系，其制度经济思想的系统、广博、完整和严谨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是较为少见的。因此，进一步探索程恩富制度经济思想的学术特征对于揭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创新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正确的学术原则是学术研究能够取得真正有科学价值成果的前提和基础。近几十年来，国内经济学界对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思路纷呈，莫衷一是。作为中国新马克思综合学派的创建人和领军者，程恩富在国内经济学界（甚至是在国内整个学术界）独树一帜地提出了推进中国经济学学术创新的基本原则，即“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他不仅在理论界大力提倡和推介这一学术原则和理念，而且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身体力行，积极探索。这一特征在其制度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程恩富制度经济思想虽然层次多、内容广，但其关于制度的基本界定、分析框架和原理等都是与马克思经济学一脉相承的。这是他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始终能够坚持正确方向并实现一系列创新的重要前提。首先，程恩富认为，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关于制度内涵的界定方法更为科学：把制度界定为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范畴，并不包括属于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规范。马克思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经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又是有层次的。相对而言，西方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界定过于宽泛：既包括正规约束，也包括“非正规约束”。后者则明显地模糊了制度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界限。并且，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研究中没有明确制度的层次性，更多地是从社会经济运行或微观层次上来研究制度问题。其次，程恩富关于当代两大基本制度的评价比较等方面的研究，也是首先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和利益特征这一经济制度的内在本质属性进行科学分析和立论的，然后再分析经济制度中具体的管理组织、人才等因素对制度效率的充分发挥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得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内生制度优势、公有制高绩效、坚持公有主导型产权结构等一系列科学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的继承和坚持并没有妨碍程恩富对于西方制度经济最新成果的观察、剖析和借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对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关注也从某些特定的视角上推进了他对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思考与构建。以企业制度理论为例，西方制度理论通过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钱德勒、威廉姆森、张五常等人的努力，运用“交易成本”、“团队分析”、“公司组织与治理结构”、“企业契约”等概念建构起一种蔚为壮观的企业制度分析理论，那么与之相对应，马克思经济学是否具有相应的企业制度理论，如果有，具体是什么内容？从构建和完善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出发，程恩富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基础，条分缕析、抽丝剥茧，从马克思经济思想中概括出一套关于企业制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观点，并在企业的起源与规模、企业的职能、内部结构、契约性质、费用等方面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作了对比性分析和归纳，得出了令人信服的基本结论：总体而言，马克思的企业学说更为深刻，抓住了本质，而西方企业理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分析视角。
在程恩富制度经济思想的构建中，作为中华文化精华之一的国学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中华文化中革故鼎新、不断进取等思想传统和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对程恩富这样一位优秀中国学者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二是指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所包含的国家管理和调控、自觉利用市场机制、可持续发展、救灾救害、反贫困以及近代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等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经济思想的自觉吸收和传承。观察和研究程恩富的国家与市场双向制衡和双重调节与耦合、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等核心理论观点不难发现，上述民族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在他的制度经济思想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体现。而这些正是他自己倡导的“国学为根”学术理念的具体体现。
人类的思想总是在继承和批判中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因此，学术争鸣也是思想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一样，在它的发展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与形形式式的思潮、理论或观点的交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交锋中，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对时代主题或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态度和观点。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种理论观点、思潮、主张等不断涌现，鱼龙混杂，在极大地打开人们视野的同时，也往往会导致是非难辨、偏听偏信等认识偏差，而一些错误思潮的扩散和流行更会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产生严重危害。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以科学的制度分析为基础，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上进行学术争鸣，以辨明正误、澄清认识，并提出更为健全的分析视角和正确的理论观点。作为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以独特的学术人格和个性，以系统、严谨的制度经济思想和主张，积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学术争鸣中辨析是非、捍卫真理，同时又在争鸣和比较中提出自己新的理论观点。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程恩富自觉运用制度经济思想集中参与的重要学术争鸣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与西方产权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张五常的争论。这次争论的背景是张五常全面攻击马克思主义与公有制经济，并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就肆意诋毁、抹黑，在国内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作为国内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的程恩富荷戟而起，他主要运用制度经济的思想与分析方法，从古今中外广阔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出发，对张五常的种种歪理谬论逐一深入批驳、全面清算，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的《十问张五常》等论战作品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争鸣。同时，这一论战也为我国学术界展开规范、正常的学术争鸣树立了良好典范 。
第二次是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主张的学术批评。一个较长时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具体的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传入我国并日益扩散，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产生严重误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私有化、国家去调控化等主张都与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有关。程恩富与国内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起对这种思潮展开广泛深入的分析和学术批评。[5] 程恩富基于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基本立场、方法和原理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绝不能搞私有化。因为公有制适应社会化生产方式，有助于国家从共同利益出发统筹协调，能更好地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和调节资源的滞后性，同时，公有制又是共同理想和凝聚力的制度基础，可以更好地调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服从全局、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因此，公有制相对于私有制有更高的局部和整体效率。并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经济危机并且能够有效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本制度保证。这些全面中肯的论述是程恩富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出的铮铮谏言。
程恩富的经济制度思想有破有立，从根本上说破又是为了立。他精通马克思的辩证法，十分善于在学术争鸣和批判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建构。这一点在他的制度经济思想发展中尤为明显。在经济理论的争鸣中，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其中，他提出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的若干理论假设，对于更好地面应对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挑战，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增强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实证性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学术界独树一帜。而这些重要理论假设大多数都包涵着制度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以他关于公有制高绩效假设理论为例，他深刻指出，从马克思经济学和邓小平经济理论中可以分别概括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高绩效的假设，从学理上说这些生产资料归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的高绩效在根本上则是由这种所有制的内生利益机制所决定的。同时，他也辩证地认为，要使这种公有制高绩效要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前提和条件，其中包括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的权责是合理的，政府的管理、政策、操作不出现重大失误，对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义务另行核算等等。这些论述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制度经济思想。同样，他提出的另外一些理论假设，如“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等实际上也都有一定的制度意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公有制经济的制度条件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些理论假设的预期或理想状态，并可呈现更加和谐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多种经济理论和观点提供了实验场所。从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出发，程恩富的经济学研究始终自觉地以回应和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为根本指向，因而更具生命力和时代感。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良学风，同时也继承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注重实际、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程恩富制度经济思想的论题和基本内容来看，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是针对当代世界与中国的重大现实制度问题而展开的，而无泛泛之论。无论是关于制度分析的方法论理论、对两种基本经济制度的比较和评价，还是关于中国体制改革的建言献策等都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而作为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具体应用中自然也首先关注于中国的发展实践。几十年来，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原则、思路和操作方案。
第一，系统地提出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四主型”制度构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和体制构建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的构建的完整体系是什么，其基本结构和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对这一根本性问题却始终没有明晰回答和充分论证，甚至几乎没有学者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程恩富从“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原则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这一根本性问题。[6] 他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从“产权—分配—国家调控—对外经济关系”四个维度上通过严密的理论分析，归纳出“四主型”制度建构理论。“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这四重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性质与功能上具有同向互促的一致性。其中，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其他三重制度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程恩富还强调：（1）对于公有制度的基础和主体地位的理解，不仅应体现在社会总资产中的公有资产“既有量的优势，也要有质的优势”。而且要强调公有经营性资产在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2）公有主体的产权制度为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提供了可行性条件，而按劳分配为主体保证了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推动公有主体型产权制度的巩固；（3）在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经济制度中，既要用市场机制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实现“基础—主导”的双重调节；（4）建立自立主导型制度是在经济全球化竞争压力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当遵循的一项制度原则。要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真正实现自立主导，则必须以前述三项基本制度为基础。也只有在公有产权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国家调控主导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摆脱对西方金融资本的依赖关系。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为这一“四主型”制度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提供了重要证明。
第二，提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的基本主张。国家或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种似是而非的或具有严重误导性的理论观点竞相登台，鱼龙混杂，亟需澄清。程恩富从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出发，在人类社会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以来）的社会演化大背景下梳理经济调节方式变化的基本脉络，认真辨析各种理论观点的正误，科学地分析国家与市场两种调节方式的长短优劣，在此基础上明确系统地提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并详细论述了在这种新型机制下国家、市场和企业各自不同功能定位与相互耦合的关系。[7] 程恩富关于社会经济调节机制的制度经济学见解充分说明了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又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特征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结论。尤其是关于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这两种手段长处短处上的辩证分析和概括，更显真知灼见。程恩富认为，市场调节在发挥其短期配置等一系列重要功能的同时，也存在市场调节目标偏差、程度有限、进度缓慢、成本昂贵等弱点；而国家调节在着重发挥宏观制衡等功能的同时，也存在“偏好主观、转换迟钝、政策内耗、动力匮乏”等弱点。这些对市场与国家关系的清醒辩证的认识和概括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彻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
第三，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的科学建议。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问题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程恩富从理论上多次深入论述发展壮大我国国有经济的重大意义。与此同时，他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国有经改革的基本方向，对如何进一步发挥我国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建议。[8] 基于对股份制和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在确认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制能够与股份制相融合的前提下，程恩富指出依据各国发展经验和市场经济规律，我国的国有经济改革应当系统地推行以下四重具体制度：第一，建立以政资功能分离为目标的的国资管理系统，具体地说是建立“一府两系、三层分立、分类管理”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这是推进股份制和重塑国有企业制度的大前提。第二，建立以公有法人相互持股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股份制，因为它是财产的社会组织方式，其本身并无姓资姓社的区别，但投资主体和资本结构的性质会使每个股份制企业的财产性质凸显出来。我国不可能像资本主义股份制那样，由自然人持股或由私人资本构成的公众公司的机构持股及相互持股为主，而应以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公有资本或公有法人单位为主要方式，其股份应占大多数。第三，建立以个人财产抵押为基础的经营者年薪制，这是集收入、财产、职位和荣誉等多重制约为一体的第三个制度要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股份制的内涵之一。第四，建立以党政干部互相兼职为特征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这既有利于改善和强化执政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也有利于理顺国有企业内部多种组织的权利关系，从而确立和完善公有制企业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这些建议既针对国有经济改革的关键性问题，符合改革方向和原则，又有可操作性，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坚持农村集体经济原则，倡导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模式的多样化。农村发展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经营方式、利益分配方式和状况、经济结构、社会面貌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农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农村在发展中也积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本质上又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程恩富对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制经济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且对国内外一些集体经济或合作制经济发展的典型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以此为基础，他针对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特征，遵循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基本思想，提出我国应在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切实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层经营，积极壮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强化多种模式的合作经济发展，切实做到农村各类集体企业和合作企业同市场经济的充分衔接和融合，从而从所有制和产权制度上促进“三农”难题的缓解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
当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的制度经济思想理论系统、内容丰富，学术特色鲜明。这些制度经济思想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理论创新成果一起，为推进我国的学术进步、体制改革、政策实践等起到了思想智库的重要作用。回顾和总结程恩富制度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及学术特征，至少给我们以下三点宝贵启示：第一，只有立足并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才能对中外形形式式的制度经济现象给予正确辨别、分析和判断，而不至于在各种社会经济思潮或主张中迷失方向。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忠贞不二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第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既要坚持原则，又应勇于创新。程恩富制度经济理论无论是体系内容还是观点建议，无不是以宽广的胸怀和求真的精神回应时代和现实重大问题的产物。而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等则会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失去生命力。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积极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改革思路和操作方案。唯有如此，它才能真正引领时代和社会。可以认为，上述三点启示既是对程恩富制度经济理论学术特征的总体概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乃至中国经济理论重建或创建的一般方法和原则。
**董金明，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
[1]参见程恩富《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探讨》，《程恩富文集》，第335-344页。
[2]参见程恩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因、特点与总体评价——从海派经济学来观察》，《程恩富文集》，第494-344页。
[3]参见程恩富《经济全球化：若干马克思主义解析》、《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等论文，《程恩富文集》，第845-918页。
[4]参见程恩富《西方学者关于计划社会主义绩效的分析》，《程恩富文集》，第422-453页；《目标、路径和绩效：中俄经济改革总结比较》、《20世纪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体制研究》，《程恩富文集》，第823-843页；程恩富主编《中国海派经济学论坛（2001）》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46—260页;《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版。
[5] 参见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程恩富文集》，第548-556页；《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程恩富文集》，第857-866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669-679页；《坚定不移地科学推进国有经济调整和改革》 第 659-668页。
[6] 参见程恩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程恩富文集》，第573-581页。
[7] 参见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再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三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程恩富文集》，第611-641页。
[8] 参见程恩富《掌握积极推进国有的企业改革的若干基本观点》，《 在科学发展和改革中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程恩富文集》，第 93-104页。《 国有控股公司：成因、产权结构与治理结构》等 , 《程恩富文集》，第680-7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