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雨澜**
“经济人”假设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均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分析市场经济和人的经济行为的基础。“经济人”假设尽管如此重要，但是，对于“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和边界、作用、角色等方面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总体看来，“经济人”与“经济人”假设在国内外经济学文献中随处可见，但是对“经济人”假设作出直接的、系统的说明的学者尚不多见。程恩富教授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重视这一问题，他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西方“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2)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程恩富，1997；2003）。这一概念准确把握了旧“经济人”假设的实质和本质，并把它同西方经济学主流研究范式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经济人”假设研究的视野和价值。
“经济人”假设自从被当作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后，一直饱受不同学派的批评。主要视角表现为：其一是从信息不完全及“有限理性”的角度对理性最大化展开的批判，其代表为赫伯特·西蒙；其二是从人的社会性对单维经济人所做的批评，它主要来自制度学派；第三是借助人类行为的实验结果来对理性最大化所进行的证伪工作，它主要来自心理学家或经济心理学家。不过，既然是争议，就总存在着辩护者。争论的结果是，“经济人”假设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遗产由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加以继承和发展。“经济人”的解释模型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公共政治领域以及其他许多社会领域。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对“经济人”问题也开展了深入探讨。除了类似国外学者的争论外，还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人”假设的相容性、假设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借鉴、超越和创新原来的“经济人”假设等问题。总的看来，对“经济人”假设的争论，推动了经济学在方法论、逻辑形式、分支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究竟如何科学地假设和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程恩富教授着眼于从范式革命角度阐释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不但全面地分析和批判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观点，而且还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的一个新框架。总体看来，这一假设充满了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智慧之光。它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程恩富，2003，下文简称为新“经济人”假设）。笔者认为，新“经济人”假设框架是目前国内表述体系中相对完整、革命性较强、发展空间巨大的一种观点。该假设是有破有立的综合创新，既抓住了旧“经济人”假设的症结，又继承发扬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还能多方吸取活泼生动的现实养分和借鉴应用直接间接材料、科学方法，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具体化开辟了新道路。下面，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再作进一步阐释。
程恩富教授多次对西方经济人学说提出批评，认为这一理念“源于功利主义”，“同预设主义相吻合”，“充斥历史唯心论的精神”，“渗透着形而上学的偏见”，“存有‘经济一道德’二元悖论”，“奉行唯理论的教条”，“崇尚人类低级本能的意识”，“局限于‘店老板’的狭隘思维和人性异化心理”。归纳起来，程恩富深刻指出了旧“经济人”假设的要害问题所在。
第一，抽象内容的非现实性，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范围。针对旧“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心问题，程恩富指出，作为逐渐脱离动物界和超越动物本能的人类，具有及其丰富的情感和理智，不是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他认为，旧理论是用个人的低级本能及其经济行为与经济心理替代人的多样化社会本性，视利己心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分历史时点地把“自私人”抽象化、永恒化和绝对化（程恩富，1997；2003）。客观地看，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来说，物质资源的稀缺确实激发了人追求满足的能动性和主观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物欲的重视程度趋于下降，人的价值取向会逐渐发生变化。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几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有其科学意义的。程恩富深刻指出，经济社会生活中至少存在三种情形的利他主义，“…可见，利己与利他是‘经济人’(经济主体)可能具有的两种行为特性和行为倾向。”（程恩富，2003）同时，有必要将主观的动机与客观的行为表现区分开来。在经济行为中，直接决定行为结果与发展方向的毕竟是各“经济人”的客观行为。程恩富指出，利己与利他、主观与客观之间至少存在着四种典型组合：主观利己，客观利己；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主观利他，客观利己；主观利他，客观利他(程恩富，2003)。如果以主观欲望的分析代替客观行为的判定，则把“经济人”假设直接等同于现实生活中人的所有行为，模糊了假设与事实的合理界限（程恩富，2008）。总的说来，人性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社会的更替与演进，必然会使其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因此，从人性出发进行逻辑推理，至少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才能使其结论经受得住实践的考验。以这种唯物史观去探讨经济现象中内在的规律，才不会迷失方向，而这是正是旧“经济人”假设所缺失的。
第二，适用范围的不一致性，没有摆脱狭隘思维的束缚。针对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研究领域割裂道德和自利行为，程恩富指出，自利“经济人”理念的形成源自于边沁于19世纪把功利标准泛推到伦理领域，而斯密在《国富论》中只确认经济领域的自私自利行为，在《道德情操论》中又确认道德领域的人可能有某些同情心和利他行为，这便形成一个“经济一道德”二元悖论，因为永恒的“自私人”与“道德人”或“利他人”行为是难以协调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否正确呢？在很多时候，这种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动机，与人“内省”的结果又是有出入的，也越来越被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所证伪。为了回避这种矛盾，有些经济学家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来理解经济人的“个人利益”的，他们一般将个人利益视为一种集合，其中包含着各种具体利益的平衡。按照贝克尔的解释，“经济人”即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因此，荣誉、诚实、守信、利他等价值观都可以纳入如何“生产”个人价值最大化的模式中。例如，慈善、博爱固然是美德，但其内在原因是行为人将这两种品德的效用评价较其他方面高。这种广义的“经济人”，取消了利他与利己的标准，不会对科学的划界问题及科学研究带来帮助，反而会使理论研究趋于混乱。因此，正如程恩富所指出的那样，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经济和哲学思想仍属于“缺乏学术严谨性的意识之一”（程恩富，2003）。
第三，方法论的预设主义，导致了理论的空洞无力。程恩富指出了旧“经济人”假设的的预设主义本质。这种方法论主张，在科学发展中，存在某种预设的、超历史的、不变的、不可违背的方法、基本假设、推理原则和“元科学”概念。程恩富认为，旧“经济人”理论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即主张不管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不是完全自私的，经济学必须以理性的“自私人”为不变的假设或预设，并要求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不可违背的分析方法和推理原则（程恩富，2008）。这样，西方经济学理论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在“经济人”假设上的推论是否有用呢？它能经受实证的检验吗？按照预设主义方法论，提出这些问题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经济学中不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标准。检验也不是检验理论的真伪，而是检验它的有用性。有用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标准，经济学所认同的标准只是一种约定，无须得到其他学派的认可。这样的标准就成为一种范式，它具有不可通约性，只要这个标准能被经济学家当作一种方便的工具就行了。按照这种范式所进行的假说演绎推导，必然会使其结论越来越不关注现实。倘若预言不符合经济现实，也不能证伪该理论。因为我们不知道是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合，还是现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使得原来“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这一辅助假设需要修改。更有甚者，来自现实的数据都很难说是否正确。因为，证明假说的一组证据，不是来自经验意义，而是通过无数次将假说应用直至获得一再不容否认的经验。正是鉴于此，程恩富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市场观念和实证分析、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确实开拓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但另一方面，它的过度形式主义方法和理论与中国经济的脱节，也会使中外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程恩富，2005a）。
马克思经济学里面有没有“经济人”假设？事实上，马克思的整个学科体系中多处涉及到了人性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处处不离人的经济行为分析，始终以代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人为前提，并把经济主体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体现生产关系的人的行为的抽象。这种抽象从经济学理论建设来说，正是一种假设。程恩富认为，即使出于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经常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可以把“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利益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程恩富，2005b）。从新“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内容来看，其与马克思经济人理论是继承发展的关系。
从来源来看，新经济人假设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合理抽象。程恩富认为，科学的经济理论假说，是以现有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科学知识为依据的，但包含确实可靠与真实性尚未判定的两部分内容，因而具有推测成份，是经济思维接近客观真理的有效方式（程恩富，2005a）。这正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所运用的方法。马克思在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科学抽象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就在于从个别的、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并从本质的规定说明这些现象。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关系是变化的，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表现为阶级性。有理由相信，马克思经济人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经验人性论。这里的经验是社会的、现实的、物质化的、具体历史的。程恩富提出新“经济人”假设，也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他主张经济学研究不能回避人的多样化基本性质，既反对单向度的思维定式，以孤立静止的眼光割裂人性的客观内容，也反对把一定经济关系下的人性一个侧面无限放大，乃至作为研究的前提。这一立论有直接证据的证实，因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普遍能见利他理性行为。同时，这一立论也有特定群体、特定行为的实验验证，这方面学界已经逐步建立了工具理性角度的利他主义分析与迭演博弈角度的利他主义分析框架。程恩富根据假设的覆盖面，认为存在全面的或片面的假设。旧“经济人”假设属于只能解释部分现象的片面假设，由此得出以偏概全的经济学理论，而新“经济人”假设则属于全面的假设，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特征明显，从而具有更大的思想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程恩富，2007）。可以说，新“经济人”假设不是脱离实际的抽象，而是对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人进行的一种合理抽象，可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奠定坚实的人性基础。
从范畴来看，新“经济人”假设正确处理了理性和非理性、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立足于意识与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经济主体的非理性。人的非理性应是人的“能够自我意识到的本能”，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存活动，直接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看成是“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2]。同时，马克思准确把握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他曾经区分了四种社会意识，即国家意识、群众意识、阶级意识和个人意识。马克思关于理性问题的看法，是与其整体主义方法连在一起的，或者说，马克思不承认脱离整体的、抽象的个人理性，毕竟个人的社会状况和全面素质也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交换中的追求效用问题来说，个人理性始终不是马克思经济学要说明的终极目标，经济生活中的理性总是表现为一种集体理性，在阶级社会中，最突出地表现为阶级理性。关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程恩富同样反对西方经济学对于个人理性的片面强调，主张个人理性的表现形式主要取决于制度环境和社会约束程度。他指出，旧“经济人”理论用个人的低级本能及其经济行为与经济心理替代人的多样化社会本性，实质上是一种“店老板”式的人性异化心理。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程恩富认为，理性与非理性一般呈现出相对性、程度性和历史性。他指出，理性是指认识的纯洁、合理、正义和完善，是认识能力强和认识的高级阶段，反之，便相对地算作非理性。在对理性进行定义后，程恩富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程恩富，2008）。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和新“经济人”假设都对低层次的潜意识、各类自发的本能欲望等非理性存而不论，重视含有价值取向和规范功能的集体理性，而这一点恰恰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称的理性所排除的，例如，公平、善、正直等价值标准不构成“经济人”的追求目标。经济学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学需要从整体主义方法去研究理性，才能合理反映非理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由社会存在的整体去解释理性与非理性内容。因此，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它既是对立，同时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3]
从结果来看，新“经济人”假设指明了生产关系和根本经济制度对于个人利益实现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经济学迥异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方。西方经济学视“经济人”为交换的平等主体，认为在自由竞争社会中，利益一致性是主要的，利益冲突是次要的。关于市场交换主体间的平等权利，马克思也是承认的。但这时候就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斗争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4]可见，马克思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交换范围之内去考察资本家和工人间的利益追逐行为与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始终强调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对消费具有强制性、决定性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间的利益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会导致生产关系和制度的改进或改变，这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结论。程恩富同样看到了私有制对于“经济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制约。他认为，在私有经济范围内，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正负效应程度不同地增减社会公共利益。程恩富区分了根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指出：作为根本经济制度的私有制前提下，个人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会同各类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冲突，个人利益的总和不一定等于群体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总和。反之，在社会公有经济范围内，由于公有经济制度安排的基点是为集体或社会谋利益，作为在其中活动的个人及其理性首先要服从集体理性或社会理性，否则就会受到利益制约和利益损失，加之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会较公平地分配给每个人，从而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程恩富，2003）。事实上，关于“经济人”间的经济利益冲突问题，现在已经引起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的注意，并出现了“冲突经济学”的提法[5]。1980年代初，著名的数理与计量经济学家英特里盖特（M．D．Intriligator）正式提出应当建立“冲突经济理论”。此说得到经济学家赫什利弗（J．Hirshleifer）响应。他认为，冲突经济学应该与交易经济学一起，构成微观经济学的两个平等分支。“冲突经济学”的提法，无疑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和程恩富观点的一个佐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和中国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学面临着范式创新和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目前，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力很大，但它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必须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马学”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学术创新离不开核心理论的树立和扬弃原则的确立，离不开各类知识体系的借鉴，也离不开生动的国内外经济实践。近年来，程恩富教授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现代化方针（程恩富，2009）。新“经济人”假设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或“核心带”理论之一，对于我国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从抽象到个体、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等方面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新“经济人”假设架起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桥梁。微观水平的行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宏观行为。从微观经济行为去解释宏观经济行为，并不是微观行为的简单相加，而这一点经常使西方主流经济学饱受争议。从微观主体去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涉及到制度、组织、机制等问题，以及及微观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都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试图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方面的困难主要有：以工具理性为基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无可调和的矛盾；影响经济生活的微观与宏观方面的制度问题无法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中来，只能另外去建立一门制度经济学，严重影响主流经济学的说服力；博弈论工具的引入，导致了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微观问题向中观问题乃至宏观问题延伸，凸显了微观个体不能有效地调控宏观或组织层次上的问题。新“经济人”假设一方面从个体观念出发对微观经济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这是符合人类思维与认识过程的特点的，另一方面又解释了个体行动与互动关系所带来的系统效应与整体作用，指出了集体理性或社会理性对个人理性的统摄。可以说，新“经济人”假设统筹应用整体主义方法与个体方法，从而能够在宏观与微观互动中探讨经济主体的本质。事实上，它也与马克思所提倡的分析与综合方法是相一致的。从整体出发研究人性，抽象出其影响经济生活的方面，从微观经济人再去解释总体变量，使总体变量变得清晰，使经济变动过程可以为人们较好地把握。假以时日，新“经济人”假设在精致化过程中有望为微观主体构筑经济主体的宏观活动平台。
其次，新“经济人”假设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具有内在一致性。在集体选择或社会选择中，往往有明确的裁定法则，以便在众多的意见中选择其一。但是，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往往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除非修改个人理性的条件或内涵。此时，需要文化价值规范的参与，需要意识形态的渗透，需要一个超然的外部调控者从宏观上引导个体理性行动的目标。程恩富认为，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中，要始终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因素，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指出，东方式经济文明包括以个人利益为基点的集体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团队精神等因素，其重要经济特征是合群、乐群或利群，这无疑证明了整体主义和利他性的经济分析价值（程恩富，2008）。可以说，新“经济人”假设直接为传统文化、伦理规范进入到微观主体的理性内容打下最好的铺垫。无论是老庄道德哲学还是孔孟的道德伦理学，其中所包含的群己、物我、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文化精粹和经济伦理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宝库。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是历史赋予新一代经济学工作者的责任，也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
第三，新“经济人”假设为中国经济学开放发展增添了动力。“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之一，它设想了一个恒久不变的经济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人的经济活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在假设运用上必然带有保守性特点。所谓的保守性，就是指假设运用不能随着经济社会实际的变化拓展，而是越来越服从于形式化的严格要求。因为只有脱离“社会关系”的假设，才更适合逻辑演绎和数学方法；相反，如果假设中包含对“关系”的分析，就可能包含所有制、产权、文化、历史等制度性的因素，这势必会影响数学化的表达形式（刘凤义，2010）。与旧“经济人”假设不同，新“经济人”假设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假设本身就可以随着社会经济实际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建立于这样假设之上的理论更加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性。经济生活中人的现实性，就是经济人既有理性，又有非理性；经济人既有利他主义特征，又有利己主义的倾向；经济人既有合作的要求，又有竞争的驱动。这些性质究竟有何外在表现，究竟如何影响经济问题，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复杂的社会环境。构建多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新范式，要求务实地科学塑造不同经济学的独特方法论和原理（程恩富，2005a）。经济学不仅是理性和价值观的统一，而且是实证和批判的统一。开放的“经济人”假设理念必将为经济学范式的创新发展注入生机，当然，这需要汇集各方智慧，需要持久不懈的努力。
**段雨澜，男，1972年生，经济学博士，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财税理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坯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7页。
[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2页。
[5] 参见卢周来：《冲突的世界》，载《经济观察报》2004年3月15日书评增刊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