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展**
程恩富教授是国内最早、并且始终倡导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学者。他主张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控资本、控品牌、控技术）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产业安全，在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国家利益的对半式双赢”[1]；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策略，实现“民族经济在全球国际竞争中的自主发展”[2]；“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3]，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适当控制对外经济的各种依存度、依赖性和风险性，不断完善独立与开放有机结合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和自主发展，加快向充分自主性发展方式的转变”[4] 等等，提出了系统的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思想。“确立开放的自主性，关系到我国的正当利益，也决定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前途和命运……为改善民生而改革开放，即民生导向和共同富裕的改革开放，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实惠所在，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5]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我国现阶段的对外开放是坚持独立自主基本原则下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独立自主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是发展对外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而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是对外开放的目的。独立自主表现在经济主权上，就是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能力，其核心是国家经济自主性。
3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在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经济总量大发展的同时，也深受全球化所累。一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能力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中，在追求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过度关注经济发展本身而忽略了独立自主这一目的。换言之，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升，但是独立自主即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能力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步提升，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存在被削弱的危险。
首先，经济总量与国际竞争力不相协调的发展趋势，是实践过程中忽略民族经济自主发展的结果。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2013-2014年度全球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排名与创新能力排名，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排行中是第29名，在创新能力排行中是第35名，这与我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形成鲜明对比，巨大的经济总量并不意味着必然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其次，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的经济对外依赖性也在增强，包括对外商的技术、资金依赖，以及对外商活跃国内经济增加经济总量的依赖，构成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止到201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到1175.86万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批发和零售业，仅这三个行业就占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74%。按照程恩富教授的观点，引进外资需要考虑外资对中资的挤出效应，引进外技需要注重消化吸收与创新。
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变量，它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减而出现强弱变化。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强弱会影响到总体经济实力，尤其是在对外经济中还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为此，深入研究国家经济自主性的重要性及其提升途径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国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逐渐减少经济对外依赖性，使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等意义重大。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经济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既不能闭关锁国，也不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既要对外开放，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如何在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开放政策下，提升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能力，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程恩富教授提出了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基础、通过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充分自主发展的对外开放思想。
“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体现在生产力和交换力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科技、品牌和服务的自主创新；体现在生产力源泉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所需的资源、环境和人才；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层面上，是要有足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制为主导的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国民财富的储存和分配要有利于国内劳动人民；体现在对外经济依存度层面，主要是适当控制外贸、外资、外产、外源、外技的依存度和外汇的储备度。”[6]
国家经济的自主发展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和保障，作为国内最早、并且始终倡导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学者，程恩富教授的研究，既着眼国家经济全局性安全，又分涉战略资源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国有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各子领域；既有鞭辟入里的理论剖析，又有提纲挈领的政策创新。从微观决策到宏观规制、从企业市场博弈到国家利益全局，程恩富教授的研究，通过不断完善独立与开放有机结合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和自主发展、加快向充分自主性发展方式的转变等等观点，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思想，是学术性、前瞻性和对策性的有机整体。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全球观的民族产业立场
程恩富教授认为，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于民族产业的安全。“所谓民族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由该国国民所有和控制的产业，其地位和权益可能受到外国产业影响和危害的状态”[7]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产业既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产业，也包括本国民族资本控股的非公有制经济——民营产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民族产业安全考量的指标包括民族产业在国内重要产业拥有的控制力和发展权、在国际经济生活中拥有一定的竞争力和自主权，不会因国内外的重大冲击而发生行业范围、国家层面的利益损失。
程恩富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产业安全问题，对于中国如何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保护民族国家利益与民族产业安全，进行理论剖析与对策思考，早期观点主要集中在著作《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对策》中[1]。从2000年开始提出“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控资本、控品牌、控技术）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产业安全[2]，到适当控制对外经济的各种依存度、依赖性和风险性，不断完善独立与开放有机结合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3]，以及2012年提出“国进民也进”面对世界跨国公司和垄断资本的激烈竞争，提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彼此合作、共同发展、双方都做大做优做强”[8]等思想，始终站在民族经济自主发展的立场，贯穿着一位经济学人的爱国情怀和觉悟。
1.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观
对于世界经济体系不合理性的清醒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有的觉悟。程恩富教授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产业安全》（财经研究，1998）、《美元霸权：美国掠夺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经济全球化：若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析》（上海经济研究,2000）、《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河北学刊，2008）等论著，即使在国内外学术界纷纷热议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进步性、为全球化推波助澜的语境中，依然保持着对经济全球化实质的高度警觉，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态度、维护民族经济的立场，着重阐述经济全球化中被忽视和淡化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是西方单线论的体现”[9] 。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同时也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代表垄断资产阶级金融寡头利益的国际经济体系，其实质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全球扩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必然是削弱与限制。这种主要由发达国家引导和控制的全球化进程，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和市场的不公平分配和竞争，并用西方强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与模式来统一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西方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垄断和霸权，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扩展到所有国家[4]。
第二，“全球化制度充满了不平等，其利益分配也是不公平的”[10] 。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同，因而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贫富差距加速拉大，世界新的“中心－边缘”格局，也使各国内部阶层又重新分化。发达国家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依靠它们主导的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国际生产关系，攫取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红利”，通过经济全球化使它们的资本运动的空间得以大大扩展，实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地跨国运动。因此，全球化这个词不单是一种对客观实际的描述，而且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5]。
第三，“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狭隘利益的矛盾是世界财富分配失衡的根源”[11]。程恩富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基本矛盾，是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之间有冲突，甚至与集体所有、合作所有、国家所有也都有矛盾，即经济全球化要求突破国家的界限，以使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自觉配置[6] 。但是，由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全球化规则的制订者和既得利益者，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通过知识产权垄断、美元霸权、文化霸权等手段，维护本国的狭隘利益，攫取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红利”，导致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
第四，“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淡出，相反民族经济更加凸现”[12] 。发达国家依靠它们主导的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国际生产关系，通过经济全球化使它们的资本运动的空间得以大大扩展，实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地跨国运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经济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凸显，民族利益也越发突出。全球化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包含了这种制度的利益偏颇性。越来越多的贸易战，日益严重的民族冲突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全球化与本土化，此两个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当今世界事务的核心。
2.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立场，强调国家的控制力。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全球扩张，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帝国主义化。资本主义的生存从来都离不开高度整合的外部空间。在发达国家占绝对优势的全球化和国际秩序中，所谓削弱国家职能，实质是削弱发展中国家干预西方资本流动、保障本国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职能。作为后起国家，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后起国家，我们在参与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接轨”，不能只是跟着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式和规则走，而是要参与全球化动作的规则，积极谋求本国的利益。程恩富教授在《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范式危机》（社会科学研究，2005）、《警惕外资并购龙头企业，维护民族产业安全和自主创新》（生产力研究，2007）、《世界财富分配失衡与未来全球民主治理》（绿叶，2010）等文中，例证经济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实质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企图，揭示“国家并未消失，国家利益仍然是各国交往的最后语言”的真相。
程恩富教授一方面通过对新自由主义范式主导的全球化的剖析，为民族经济的利益和前途建言献策，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创新学派的创始人，直接领导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辩争，包括批判张五常的西方产权理论在中国的误用[7]，声明支持朗咸平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等等[8]，呼吁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主张处理好多方位开放并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等关系[9]。程恩富认为，“面对世界跨国公司和垄断资本的激烈竞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除了互相竞争之外，还应采取各种联合、合作的态度。例如，在总量上，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该是共同发展、‘国进民也进’的关系，双方都做大做优做强。”[13]只有坚持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观，才能维护和发展中国的民族产业、推动整个中华民族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增量上升，保护好国家的公共利益，使改革开放能让全体人民群众受益。这是改革的初衷，也是改革开放最终的目标[10]。
总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合理性以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伪善，是程恩富教授关于充分自主的对外开放思想的立论基础。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标准，决定了当今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必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对民族产业的安全和国家经济的自主性保持高度的行之有效的警觉。
**舒展，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
[1]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兼论“三控型民族经济”与对半式双赢[J].财经研究,2000（10）．
[2]程恩富、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J].当代经济研究,2003（9）．
[3]程恩富、尹栾玉.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J] .经济学动态,2009（4）．
[4]曹雷、程恩富.加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经济全球化视野的审思[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8) ．
[5]程恩富. 程恩富: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N].人民日报,2013-9-4.
[6]曹雷、程恩富.加快向充分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经济全球化视野的审思[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8) ．
[7]程恩富.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产业安全[J] .财经研究,1998（8）．
[8]程恩富.程恩富:国进民也进[N].光明日报 ,2012－7－12．
[9]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兼论“三控型民族经济”与对半式双赢[J].财经研究,2000（10）．
[10]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兼论“三控型民族经济”与对半式双赢[J].财经研究,2000（10）．
[11]程恩富.世界财富分配失衡与未来全球民主治理[J] .绿叶,2010（1、2）．
[12]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兼论“三控型民族经济”与对半式双赢[J].财经研究,2000（10）．
[13]程恩富.程恩富:国进民也进[N].光明日报 ,201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