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民族产业创新能力的微观设计
在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实质进行剖析的基础上，程恩富教授着重从增强国家经济的发展自主性入手，对民族产业发展与民族产业安全进行具体政策的献策建言。他提出实现“三控型民族经济”的对半式双赢，重点培育和发挥第三种经济优势——知识产权优势或知识产权型竞争优势。
“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1]。这一理论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他将知识产权优势具象为“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强调以这两个方面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它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2] 。
在这个既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的时代，我国民族产业要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发展的动态利益，更好地通过对外贸易促进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就必须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思想，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并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关于自主核心技术，程恩富教授提出要切实从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和专利保护意识着手，研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对于引进的专利，要重视消化吸收，最终形成自主知识产权[11] 。
（三）对民族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布局
如何引导民族企业走自主创新的道路，需要以知识产权理论为指导，从企业、产业、特别是从国家战略层面，为推动知识产权创新保驾护航，形成民族经济的竞争优势。程恩富教授从国家战略层面展开分析、布局，提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2009年程恩富教授提出要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适当控制外汇的依存度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12][3]，以产业结构提升和国民福利增加的问题意识、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的战略视角，基本形成了国民经济全局观的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思想。
2011年提出六个“控制和提升”，增加了“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提升国内产业的国际分工水平”[3] 。这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只有提升产业分工层次，才能降低对外国产业的依赖度，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产业链阴谋’。当前，要扭转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理由，主动或被动地逐步让西方跨国公司支配或控制中国产业和重要产品的现象；要利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和今后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变革的历史机遇期，适当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外向型加工业，积极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层次。”[4]笔者解读，降低“外产依存度”的提出，将新开放策论的视域从国际视角，转向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全球视角，更加紧密自觉地将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同时对于国内民族产业的竞争优势实践，有了更为明确的对策。当然，打破对外国产业依赖度的关键仍然在于民族产业自主创新的能力，而外贸、外资、外源、外技、外汇依存度的降低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表征性指标。
程恩富教授呼吁：没有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强大，就不可能尽快实现强国富民。“政府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重视国家安全，切实加强对民族产业的保护，尽快建立外资并购风险防范机制”[5] 。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程恩富教授认为，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除了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六个控制和提升”，还需要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方式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支持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考核政策和中长期激励制度，加大国有资本预算对自主创新的支持，科学设置国有企业科研投入和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的增长数量目标。进一步推进科研院所与大型企业集团创新资源的优化重组，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和产学研结合，鼓励国有企业之间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6] 。
程恩富教授“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思想，是程恩富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板块，历经二十余载的持续关注与调研，通过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观、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经济处境的系统研究，提出不断完善独立与开放有机结合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加快向充分自主性发展方式的转变等等观点，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基础、以提高民族产业知识产权竞争优势为核心、通过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充分自主发展的对外开放思想。
第一，“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同时也是西方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控制与扩张”[7]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必然是削弱与限制。“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未来的全球化世界，就很有可能强化这样的结果——发达国家占据全球资产阶级的主导，而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劳动阶级的中下层”[8] 。
第二，“经济全球化引发新的分工——知识分工，而知识分工导致新的异化”[9] ，“导致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其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狭隘利益的矛盾”[10] 。
第三，确立开放的自主性，关系到我国的正当权益，也决定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前途和命运。只有坚持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观，才能维护和发展中国的民族产业，保护好国家的公共利益，使改革开放能让全体人民群众受益。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必须“国进民也进，双方都做强做优”[11]。
第四，我国民族产业要以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作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思想，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12]，“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要切实从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和专利保护意识着手，研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12]
第五，发展和强大民族产业，尽快实现强国富民，必须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六个控制和提升”，“还需要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方式相结合，完善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充分自主发展的经济开放制度和政策”[13] 。
简言之，程恩富教授的关于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问题研究，从生产力层面到生产关系层面，从产业竞争策略到国家战略布局，既有理论剖析又有政策创新，既着眼国际经济又联系国内经济，是学术性、前瞻性和对策性的有机整体。
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步入了“新常态”。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之后的缓慢复苏，更低的金融杠杆和更多的政府干预相结合，“再工业代战略”等等措施，必然加剧各国之间尤其现有经济强国与新兴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摩擦，国际竞争更加剧烈，现有经济强国对我国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制约因素增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换档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期”，如何在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中速增长的前提下，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以量取胜但隐含风险转向自主强大应对多种挑战？程恩富教授的自主发展的开放思想，恰如一面预知预判的镜子，让我们从自主发展的能力角度思考应对未来的对策。
[1]程恩富、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J].当代经济研究,2003（9）．
[2]程恩富、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J].当代经济研究,2003（9）．
[3]程恩富、侯为民.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下）[J].当代经济研究，2011（4、5）．
[4]恩富、侯为民.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下）[J].当代经济研究，2011（4、5）．
[5]程恩富、李炳炎.警惕外资并购民族企业维护民族产业安全和自主创新[J].生产力研究,2007（5）．
[6]程恩富、胡乐明.遵循经济规律，做强做优国有企业[N].人民日报,2011－11－16.
[7]程恩富、王中保．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范式危机J] ．社会科学研究，2005（3）．
[8]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若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00（7）．
[9]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若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00（7）．
[10]程恩富、王中保．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范式危机J] ．社会科学研究，2005（3）．
[11]程恩富、王中保．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范式危机J] ．社会科学研究，2005（3）．
[12]程恩富、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J].当代经济研究,2003（9）
[13]程恩富、侯为民.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下）[J].当代经济研究，20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