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广庆**
曾经是全球控制人口榜样的中国，现在开始放松对人口的控制，改变以往正确的“一胎化”政策，实行“双独二胎”和“单独二胎”政策，并逐步向“全国二胎”政策过渡。由此，中国人口规模持续膨胀，中国人口高压力进一步加剧，中国的自然、经济、社会正在不断被强力挤压，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这种状况令人堪忧。
人口高压力成为中国现代化和国民共富的最大阻力。在放开“全国二胎”的一片喧嚣和夸大计划生育负面作用的叫嚷中，程恩富老师始终把握住了中国人口的正确发展方向，提出“新人口策论”，主张在中国人口降到5亿以前继续坚持“一胎化”人口政策，实施人口控减战略，减轻中国人口高压力，为加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赢得较多的上升空间和较大的回旋余地。程恩富的观点与当初马寅初一样，都是少数派，难以被接受。据此，有媒体惊呼：“当代又出马寅初——程恩富！”
程恩富老师的“新人口策论”有十大要点，并对各方质疑给予了系统回应，论据充分，无可辩驳。十大要点的核心是“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全面“一胎化”人口新政及相应的“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自保”的变罚为奖“软控制”人口新策。毫无疑问，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来讲，程恩富老师的“一胎化”人口新政是中国唯一的正确选择。对一个因反复人口爆增导致反复人口劫难的古老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付最佳的济世良方，是度民于苦难、达民于彼岸的诺亚方舟，是能够给中国带来万世太平的治安长策，举国行之，必至昌顺。本文拟从中国历代人口劫难、中国天人比例严重失调、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三个角度论证推行程恩富老师“一胎化”人口新政的必要性。
程恩富老师“一胎化”人口新政之所以非常必要，首先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人口大劫难的民族，而人口大劫难是因人口极度膨胀、超越当时生产力水平、两大生产比例失调导致的。尘封的血火悲剧昭示我们，程恩富老师“一胎化”人口新政是消除人口大劫难再次降临的有效“避雷针”和“灭火器”。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每隔二、三百年必产生一次巨大的社会变乱和相应的人口大劫难。在人口大劫难中整个社会陷入人杀人、人吃人的“大混杀”、“大混吃”泥潭之中而不可自拔，整个社会一直折腾到无力再继续折腾的时候才会停止。在人口大劫难中人杀人、人吃人的“大混杀”和“大混吃”史不绝书。例如公元25年，昆阳之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1]公元190年，董卓“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二百里内复无孑遗。”[2]公元196年，曹操攻陷彭城，“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3]公元308年，刘景攻陷延津城后“沉男女三万于河。”[4]北朝时期，胡汉混杀，公元349年，冉闵大杀胡人，“自凤阳至琨华，横尸相枕，流血成渠……一日之中斩首数万……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5]公元548年，景侯叛梁，围攻建康城，“自云龙神虎门外，横尸重沓，血汁漂流，无复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烟气张天，臭闻数十里。初，城中男女十余万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6]公元1211年，成吉思征金国，“比至居庸，杀了的人如烂木般堆着。”[7]公元1214年，“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8]公元1295年，元朝军法规定:”凡城以兵得者悉坑之。德安由尝逆战，其斩刈首馘，动以十亿计。”[9]在大混杀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残杀，杀得天昏地暗，分不清谁是谁非，谁好谁坏。高级的人类变得比低级的兽类更为凶残、邪恶，善良仁慈的人们这时为了生存也都变成了刽子手，以杀为习，以杀为志，以致出现世界上独有的黄巢“七杀碑”：“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在人口大劫难中，整个社会不仅闹到了人杀人的“大混杀”地步，而且闹到了人吃人的“大混吃”地步，在吃完了草根、树皮之后，便开始煮吃观音土，肿胀而死。求生欲望强的人便“易子相食”，子女吃完了就吃其他人。例如，公元26年，“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10]公元27年，“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11]公元190—193年，“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复无人迹。”[12]公元310年，“比屋不见烟火，饥人自相啖食。”[13]公元761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其骨于野，由是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14] 在“大混杀”和“大混吃”的人口达劫难中，人口消亡是异常惊人的，往往达到50%以上，甚至90%，而一些人口稠密的大都市更超过99%。比如西汉时长安城周长达55里多，人口达百万以上，经过东汉末年的战乱，整个长安城人口还不满百户，长满蒿棘，虎狼出没。“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曹操《蒿里行》描述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是人口大劫难之后真实的凄凉野景。“百遗一”正说明人口消亡率达到99%。据笔者研究，历代人口大劫难以中国之中的中原（黄土高原东南和华北平原）首当其冲，人口消亡率最高，90%以上的大劫难至少有东汉末期、东晋十六国时期、宋末元初三次。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十四次人口大劫难，其中至少九次人口消亡超过1000万人，每一次中原地区都在劫难逃。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人口最为繁盛，但在人口劫难中也成为最大屠宰场。历史上人口消亡率最高的要属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人口由东汉6000多万人将到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1000万人左右。在战乱中对人口集中屠杀最厉害的是蒙古人入侵宋朝。1236年，蒙古军对成都居民进行大屠杀，一次性屠杀人口140万人，是人类有史记载屠杀人口最多的一次。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中国人口由1851年的4.3亿降到1864年的2.6亿，损失1.7亿。浙江由3010万人口降到637万，死亡2373万，人口消亡率78%。史学界最保守的估计，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中国人口消亡1亿人口。 [15]除了中原地区人口消亡率高以外，四川在蒙古和满清两次入侵中“举川殉难”，从1231年开始，蒙古对四川进行了51年的征服战争，四川人口由1290万下降到82.5万，损失人口1200多万。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四川和清兵屠四川，又使明代万历六年即1578年的310万人口下降到清代康熙二十年即1685年的9万人口，损失人口300万。四川《温江县志》记载1659年，温江只剩32户，男31丁，女23口。《简阳县志》记载清初只剩14户人家。两次劫难，四川一省共损失人口1500万。在中国人口大劫难中，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牧马”、“五胡乱华”是人口绝杀的重要因素，但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牧马”、“五胡乱华”呢？答案是北方游牧民族自身的人口高压经周期性北方气候变干变寒而加剧，无法生存，结群南下，排山倒海。
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的人口大劫难，是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周期性比例失调、人口严重过剩、超过土地的承受力导致的，这在史学界基本成为定论。史学家罗尔刚《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一文详细分析了人口高压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因。[16]“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17]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但一旦出现“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的时候，就会“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18]所以，清末人口学家汪士铎(1802—1889年)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已精，糠核已所吝啬，蔬菜尽已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在这种情况下，“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盖一亩不过一农，一店不过数人，今欲以百农治一亩，千人治一店，如何其能。”[19]明末清宋应星清楚地认识到：“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冥，争教杀运不重来”[20]，宋应星已看到了人口过剩必然导致“杀运”。
中国大陆人口13.6亿，加上港澳台3000多万人口接近14亿人口，这同西汉、东汉、唐代6000万人口的高峰出乱相比超过了20倍以上，中国人口已经处于高危运行状态，犹如高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个大的自然灾难或者社会灾难就有可能凌空斩落。当此之际，程恩富老师”一胎化“人口新政和人口控减战略是力挽人口猛增狂澜，使子孙万代彻底摆脱人口“杀运”的不二法门。反对计划生育的易富贤、何亚福、杨支柱等，不读历史，不懂历史，自以为高明，实则是历史学聋盲者，人口学门外汉。他们对宋健、程恩富老师计划生育方略的攻击似乎是别有用心的。
与历代王朝末期人口高压导致人口大劫难相反的是，历代新王朝初期由于旧王朝末期的人口大劫难使人口高压回落，地广人稀，社会出现“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最著名的是西汉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 的“贞观之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贯朽不可校”“粟败不可食”“行千里不持刀”“具酒食以待行人”。[21]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比我们当下高级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还要良好许多，令人羡慕。现实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非洲的加蓬，由于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人民生活十分优裕而幸福。
人口低压导致人民生活优裕而幸福，人口高压导致人口大劫难，这两种极端例证恰好从正反两个方面无可辩驳地证明程恩富老师“一胎化”人口新政的合理性、科学性、必要性。
据统计，中国人均自然资源与世界人均自然资源相比，大大低于世界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比例，分别是世界人均自然资源的：国土26%、耕地24%、草地35%、淡水20%、林地25%、木材13%、煤40%、铁矿49%、铜矿29%、铝33%、磷52%，[22] 中国人口减少8亿以上即把人口降到5亿，才能达到全球平均水平，而全球人口本身已经过剩，所以中国人口还要同全球人口一道继续减少。美国华人学者秦德谦指出：“中国的地力地富最多只及美国的1/10”，“就整个矿藏而言，中国大约只有美国的1/3”，“中国的全部本钱只有美国的1/20至1/50之间”。 [23]他对中国的估计或许保守了一些，但中国的地上地下资源确实远不如美国丰富，仅可耕地一项，美国是中国的2.5倍以上，且美国的耕地开阔、平坦、肥沃，适合现代化的大农业。因此，中国要想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人口不应超过美国现在3.14亿人口的一半。
中国人口等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瑞士、比利时、卢森堡、丹麦、冰岛、奥地利、芬兰、挪威、比利时、保加利亚、希腊、蒙古、立陶宛、沙特阿拉伯、匈牙利、新西兰、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力、哥伦比亚、委瑞内拉、利比亚、加蓬、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38个国家人口总和。但这38个国家的领土是中国的7.06倍，综合自然资源也在7倍以上。按这个标准衡量，中国人口不应超过2亿。
中国人平国土面积是加拿大1/40、澳大利亚的1/49，即中国人平国土面积只有加拿大人的2.5%、澳利亚人的2.0%，中国人要想获得加拿大人、澳利亚人所拥有的资源和美好的生活，要想在中国境内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仅就国土面积而言，人口要减少97%以上，即人口不应超过4000万，更不应超过汉代和唐代人口高峰时的6000万人口。当然，由于中国的地理条件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优越，自然资源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丰富，养活人口的能力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强大，即使再强大一倍，若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参照，中国人口也应当在1亿以下，最多不应超过2亿。因此，若按照在中国境内建立高度发达和人民十分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来看，中国人口应保持在2亿以下。也就是说，中国的真正适度人口应当是2亿。截止到2014年末，中国人口达到13.6亿，2022年以前，中国人口会突破14亿大关。即便达到14亿人口，中国人口还没有进入最高峰，还将继续增长。所以，中国高峰时期的人口将超出适度人口2亿的12亿以上，这12亿以上的人口都属于过剩人口，可见中国人口过剩达到何种严重程度。
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瑷珲——腾冲线，从黑龙江省的瑷珲（今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划线一条倾斜度大致为45度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线西北64%的国土只居住着4%的人口。这条线被学术界称为“胡焕庸线”。2000年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根据统计资料计算，胡焕庸线东南侧占国土面积43.18%，人口93.77%。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提供的这组数据可以计算出，胡焕庸线东南中国的人口密度为306人。南部半个中国，山多水多平地少，所谓“七山二水一份田”，土壤薄，耕地少。如此之高的人口密度，人口压力是巨大的。特别是，江苏省人口密度为769.9人，是日本人口密度的2.28倍，浙江省人口密度是536.6人，是日本人口密度的1.59倍，人口压力更为强大。
中国人口突破环境容量，超载运行，由来已久。早在清代，农民“一夫所耕，不过十亩。”[24]一个四五口人的农村小家庭耕种的土地不过大约在10亩左右。费孝通1938年调查云南禄村土地状况，调查的结果是，全村122户611人441个劳力，只有土地1120亩，人均1.83亩，“在禄村，最大的私家田主也只有田25亩左右。”[25]但中世纪欧洲一户农奴拥有的份地比一户中国农民的田地在规模上要大得多。比如，英国的农奴份地，多到80英亩，少到15英亩，取中而论，为30英亩，即182.16中国市亩，[26]这么大一块土地在中国已经是大地主了。加之，每个农奴可以在份地以外的公共草场放牧，可以在公共沼泽地捕鱼，可以在公共森林狩猎，这些是中国农民和地主都没有的自然资源。因此，中国古代处于社会上层、比较富裕的地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比英国的农奴还要少，更不用说处于社会下层的贫穷农民了。导致这种窘迫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人均自然资源太少。所以，费孝通在1938年调查云南禄村经济状况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问题，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资源不足，人口太多。”人多地少必然导致劳力十分廉价，禄村“1938年散工的工钱为男一天一角，女一天五分。”“劳动力的价格贱到不出卖只有一死，出卖只能勉强不死的地步。”[27]人多地少必然导致劳力低贱，而地价昂贵。上世纪三十年代，陈翰笙对广东梅县劳力价格的调查是，一个女挑煤工，一担煤挑32里路只能挣0.6元，但当地的田地价格是中等田一亩300元，上等田一亩高达1200元。一个女挑煤工要买一亩上等田，按一年挑300天计算，一年挣180元，不吃不喝，一分钱不花，全部用来买上等田，需要6.6年才可以买到。 地价昂贵还可以从人价低贱中看出，“十岁左右的孩子，无论是男是女，每个卖价都不到一百元。”一个农民因为贫困交不起租，在卖掉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一个五岁的儿子后“又过了两年，他以七十元卖掉了一个六岁的女儿，每次卖掉的钱都用来交租还债。”[28]一亩上等田的价格可以买17个六岁的小女孩，地价昂贵到何等程度，而人的生命价值低贱到何等程度！
上个世纪年二三十年代，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劳工工资的调查表明，许多劳工工资只相当于喂养一头驴的饲养钱，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的生命价值只相当于一头毛驴，连一头耕牛的价值都不如。由于人的工钱与喂养一头驴的饲养钱一样多，人还有可以随时辞退的便利，人们愿意用人代替驴来搬运货物。直到1930年代，当西方已经大量使用机械搬运，而中国国门也已经打开九十多年，机械工具在西方已经发明了一百多年，欧美城乡遍布机械工具的时候，中国城市里还是没有机械搬运，几乎全部使用的是人工搬运，到处是人力车、黄包车。直到1970年代，中国城市依然缺少机械化运输工具，而中国农村依然用手工进行劳动。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人力太充足和太廉价的结果，而不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假若只是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国农民也完全可以像欧洲农民和美国农民一样，在机械工具还没有发明出来以前，会采用畜力来代替人力。一旦机械工具发明以后，又会迅速采用机械工具，使机械工具能够迅速推广和运用。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人口严重过剩问题早在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时已经被他们感受到，并以札记、回忆录等各种书籍形式给予记录和描述。即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口不再增长，中国人口也是过剩的。今天中国大陆13.6亿人口已经远远超过适度人口规模，使中国许多问题陷入几乎无解的死胡同中。既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约5亿人口时费孝通说出了“中国的问题，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资源不足，人口太多”的话来，那么，现在中国大陆达到13.6亿人口，费孝通的这句话过时了吗？从费孝通的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推行程恩富老师“一胎化”人口新政是完全必要的。
**周广庆，浙江树人大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人口学、社会学及经济学。
[1].《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2].《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传》。
[3].《三国志》卷十，《荀或传》，注引《曹瞒传》。
[4].（转引自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5].《晋书》卷一0七，《石季龙载记下》。
[6].《魏书》卷九十八，《岛夷·萧衍舆》。
[7].佚名：《元朝秘书》卷十三。
[8].《元史》卷二0二，《释老·丘处机传》。
[9] .姚燧：《牧庵集》卷四，《序江汉先生事实》。
[10] .《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
[11] .《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
[12].《后汉书》卷七十五，《董卓传》。
[13].《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14].（独孤及：《毗邻集》卷十九，《吊道馑文序》。
[15].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1850年以来》，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09页。
[16].〖台〗《中国近代史论丛》（社会经济），中华民国四十七年，第二辑（2），第16—88页。
[17].《申鉴 ·时事第二》。
[18].《韩非子·五蠹》。
[19].《洪北江文集》，《意言》第七，《生计篇》。
[20].宋应星：《后言十种·思怜诗·怜愚诗十四》。
[21].《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
[22].沈茂堂主编：《让人口警钟长鸣》，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3].秦德谦：《中国为何要勤俭建国》，《参考消息》，1987年6月13日。
[24].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第1辑，第99页。
[25].钱成润等著：《费孝通禄村农田五十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6页。
[26].数据引自李普森著：《英国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by K·lipson，London:Blacc,1947).1947年版，第1卷，第35页。
[27].钱成润等著：《费孝通禄村农田五十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7、43页。
[28] 陈翰笙著：《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77、115页。本书属于英文版译本，译自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A Study of the Agrarian in South Cheng by Chen Han-Seng , I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