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定文**
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提出的一项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实行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推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践，学术理论界与相关实际部门进行了持久、深入而广泛的理论探讨，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程恩富教授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理论源头开始进行研究，创新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诸多理论，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这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导航与政策指向。
一、关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理论探索与创新
发展开放型经济，源于重商主义对于发展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的理论思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贸易、资本（金融）、生产（跨国企业）等的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其中的理论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在这方面，程恩富教授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创新。
一是提出了知识产权优势理论。西方早期的重商主义认为，只有当一个经济的产品或资源与另一个经济的产品或资源相比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也就是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时，国际贸易才会发生。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却提出世界各国生产的是具有相对优势（劳动生产率较高或成本较低）的产品，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形成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提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经济的比较优势来源于资本与劳动的比值，比值越大，优势越明显。总之，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是造成比较优势的根本原因。是造成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国际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总是发展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总是发展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资源依附型产业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特在《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三部著作中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具有竞争优势，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具有创新机制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对于相对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程恩富教授指出，在当今条件下，不论比较优势理论还是竞争优势理论都具有缺陷。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其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各国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但在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假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国家所拥有的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条件，尽管能获得一定的国际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从竞争优势理论来看，却因罗列了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政府的作用、机会等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六大因素，关键和主导因素不突出。而且比较优势只是一种静态的潜在优势，要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为此，他提出了“要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者知产型竞争优势”。
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者竞争优势。它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这些必须逐步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名牌，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标准体系，而且还应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业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名牌和名牌。在当今全球经济竞争中，知识产权的争夺已经成为控制市场的主要手段。知识产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一种特殊权利。其中，受到国家权力保障的专利权能够直接有效地占有和控制市场，商标的知名度也同样如此。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经济、科技的竞争优势，试图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发展中国家因此面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竞争的严重压力。由于高科技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国家应该在高科技的局部领域取得自主知识产权，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打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以占领知识产权的制高点。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国际贸易的新的战略理论，对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程恩富，2003）。
二是提出开放条件下民族产业安全理论。引进与保护是开放经济中的一对矛盾。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关注经济安全问题。因此，程恩富教授提出，中国理应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重视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核心是民族产业安全。所谓民族（或国民）产业安全，指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由该国国民所有和控制的产业，其地位和权益可能受到外国产业影响和危害的状态。不同专家或经济主体提出的“全球企业”或“全球产业”、“国内企业”、“本国企业”、“境内企业”等概念，都不能否定民族企业和民族产业的客观存在及其意义。在实际的引资活动中，非常有必要从资本、技术与市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效应，要摆脱只看到其正面效应而忽视其负面效应的定式思维（程恩富，1998）。随着跨国公司投资战略的重大变化，要清晰地认识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意图，以为外资整合就可以实现内资企业更好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必须警惕外资并购国内的龙头企业，维护民族产业安全和自主创新（程恩富，2007）。
三是提出了建立亚洲区域性货币的构想。金融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必然要求。早在十多年以前中国刚刚加入WTO后不久的2002年，程恩富教授就敏锐地认识到发展区域性货币的重要性，提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建立国际新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亚洲只有乘机建立区域性货币体系，才能摆脱美元的霸权控制，实现自身的发展。并且由于东亚经过了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区内各国在经济在经济、政治合作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一是区内的贸易和投资规模日益扩大，贸易总额占外贸问题的50%多；二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呈现良好的趋势。各国利用资源差异发展多层次的合作，开辟了东北亚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区、印支经济区及新柔佛增长三角带经济合作新局面。东亚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逐步形成了区域合作的共识。况且日元的信任度在本地区内受到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积极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以适应提高国际金融竞争力的迫切需要。而且认为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也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如：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已有明显提高，当时就名列世界第六位；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引进和利用外资成效显著；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效果显著；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为人民币走向区域化和国际化创造了日趋良好的条件。因此，程恩富教授大声疾呼要大力推进人民币区域区和国际化（程恩富，2002）。
四是提出了开放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开放条件下国家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过程。早在1994年，程恩富教授就指出，由于中国国内各个城市与地区在对外开放中与世界各国建立经济和合作是有先后差别的，在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既要从整体上推进中国与别国的联系，也要推进中国各个区域与别国及其区域的联系。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区域经济与亚太合作的战略构想”，指出：更猛地发展沿海区域经济、更快地开发沿边区域经济、实现生产力及其要素在亚太重新配置和组合是其必然性的三个体现提高中国各区域经济与亚太地区的外贸水平及外贸结构、改善中国各区域经济与亚太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状况、促进中国各区域经济与亚太地区的技术转让和合作研究、增强中国各区域经济与亚太地区的相互投资是基本内容。合作时遵循多边开放主义的原则；经济与政治分开、经济与军事和领土争端分开、官方与民间分开、中央与地方分开的四分开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三个原则。同时积极参加亚太民间性国际组织，充分发挥我国在官方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的作用，中国各经济区域积极参与相关亚太经济组织的合作。并提出了“从沿海圈到沿边圈”、“从小圈到大圈”、“从无形圈到有形圈”的三种主要合作方式，以及处理好“小三角”、“中三角”和“大三角”的基础上，走出“三大步”，参加“东亚经济圈”，组成“亚太经济圈”等主张，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理论导向作用（程恩富，1994）。
二、关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政策创新与路径导向
对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如何尽快地向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不仅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创新，而且需要进行政策创新和发展路径的指导。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著名经济学大家，程恩富教授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的政策建议，其中不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提出了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政策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政策体系，但还极不完善，存在不少弊端，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妨碍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增加。对此，程恩富教授指出，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的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遭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中国开放战略的新要求。需要用战略思维、系统性思维重新审视中国的开放政策。他在系统总结中国30多年开放实践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开放政策论”，主要内容有对外开放的“第四阶段论”和“六个适当控制和积极提升”。所谓“第四阶段论”，就是中国经济开放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从强调单纯“引进来”，经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到强调“自主创新”，目前到了强调并积极实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战略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要根本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就应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加快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体应做到“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一是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二是适当控制外资（含外国产业）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三是适当降低对外技术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四是适当降低“外源”（指某些进口比例很高的外国能源和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五是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六是适当控制人口资源环境的成本和压力，积极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水平（程恩富，2011. 2014）。
二是提出了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政策建议。随着中国与东亚、东盟、亚太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全球金融一体化和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深化也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况下，促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成为必然趋势。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程恩富教授提出，必须做到四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夯实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基础结构。为此，需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切实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加速建立控股（资本）、控牌（品牌）、控技（技术）“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维护民族经济安全。从根本上提高企业适应国内外两个市场竞争的能力。其次，加强和完善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信用制度建设，把信用视作金融发展的生命线，不断完善适合国际要求的信用制度。加大在国外推行人民币可兑换业务。大力推行在发达国家兑换人民币的措施，为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奠定良好的软环境。第三，建立一个以中央银行利率为核心、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存贷利率为基础的非对称利率市场化机制。要尽快完善短期资本市场和长期市场，这是建立非对称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基础；要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公开市场交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中央银行进行间接管理和规范管理，使利率波动成为市场行为；要注重利率市场化的实际绩效，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原利率的市场调节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国债市场联动机制，进一步实行存贷利率的动态机制；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奠定内外基础。第四，高度重视和改进开放过程中的金融监管问题。为此，必须积极消除金融隐患，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符合金融监管要求的金融安全网；面对金融日趋自由化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霸权的新态度，中国既要深化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迅速提升本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也要循序渐进地适时开放金融领域，还要加强对国际游资的防范与管理，严格监督外资金融机制的经营行为（程恩富，2002）。
三是提出了关于发展海峡经济区的政策建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后，针对中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环渤海经济区等经济区域的兴起和迅猛发展，21世纪初，程恩富教授提出了建设台湾海峡经济区的政策建议，有力地推进了区域经济的新发展。他指出，由闽台两省构成的海峡经济区域客观存在着有利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第一，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亲情血缘等因素，使海峡经济区具有特殊的自然和文化背景。第二，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构想，为海峡经济区奠定了方针和体制条件。第三，资源禀赋和经贸优势的较强互补性，是海峡经济区的产业耦合和互利的经济基础。从区位优势来看，海峡经济区东临太平洋、内含台湾海峡，是大陆联通西太平洋、东北亚沟通东南亚、欧美的战略交通要道，是联结中国沿海长江、珠江等几个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和重要港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况且闽台间不断加强的经济往来为建立海峡经济区奠定了坚实基础。2004年闽台贸易额达到43.56亿美元，增长22.03%；2003年底，福建批准台资企业累计7600多项，台资企业占福建外资企业的22%；闽台间人员来往密切，2004年福建赴台交流项目389批4454人次，而当年1到11月间，来闽台胞就达到4157万人次。闽台间农业合作也很密切。他在比较了海峡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经济区后，提出发展海峡经济区要特别注重七个方面：1.大力推进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战略，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不断扩大对台对外开放的强度和范围，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商务环境。3.重视开展教卫文体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开展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构建。5.突出产业合作这一两省经济合作核心。6.调整福建对外资的吸收情况，强调多来源，优化引资和引技的结构。7.密切与其他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合作（程恩富，2005）。这一政策建议提出来后，拓展了海峡经济区建设的视野，加速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步伐。2005年初福建省通过了《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决议》，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通过，有力促进了海峡经济区建设的建设和发展。
三、关于开放型经济的理论与政策创新的特征
综观程恩富教授关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理论，充满了睿智与理性，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果，也是多年来他从事学术探索与学术创新的结果，对于当代中国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其理论创新与政策导向至少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鲜明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程思富教授关于开放型经济的理论无疑来源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并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际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源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中国利用外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再到1999年时任领导人的江泽民提出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开放发展之路无形中经历着单向的对外开放，到双向的向外发展与互动开放的转变。而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对外贸易、金融机构的进入等也面临着质量提升的问题；当中国由最初少数企业的“走出去”到队伍逐渐强大，再到提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质量的全面提升。这两股发展势力汇成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巨大潮流。单纯从外资与对外投资的角度，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外商投资在我国新设企业23778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7363.7亿元人民币，折合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320.5亿元人民币，折合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可以看出，2014年中国“引进来”与“走出去”基本持平，说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达到新的高度。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提质发展的实践无疑包含许多学者的理论贡献，其中程恩富教授的理论贡献功不可没、跃然纸上，是一个理论专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二是巨大的创造性。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基本国策，最初“利用外资”中的“资”指的是资金，现在的理解却要宽泛利多，“资金、技术、资源”等都属于“资”。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实际部门不少人认为，我们在“利用外资”的同时，也被“外资”所“利用”，但关键是孰大孰小。比如，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府利用外资实质上被外资在“利用”，是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附带一些政治条件的“利用外资”，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继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用外资实质上是无经验可以借鉴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因此，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勇于和善于探索与开拓，需要胆识与勇气，需要智慧与创造。正如邓小平所提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利用外资本身就是开拓创新的产物，没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是决不可能提出利用外资的。为了从实践上推动利用外资，学术理论界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处处闪烁着创造性思维的火花。程恩富教授提出的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就是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将比较优势理论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的理论创造，其中提出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打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等，既具有现实操作性，又有具有实践指导性，对于实际部门和企业都能发挥作用。他提出的“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的“新开放政策”：适当控制外贸、外资（含外国产业）、对外技术、“外源”（指某些进口比例很高的外国能源和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的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人口资源环境的成本和压力，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这些无疑是政策创新的积极主张与大胆创造，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尤其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创新的结果。
三是突出的时代性。中国开放型经济是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中国引资战略思维的四次转变，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基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性体现。程恩富关于开放型经济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建议也体现出了这种时代性。随着发展实践而提出的关于开放型经济理论也体现了阶段性的特点。在实施了20年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取得巨大进展之后，中国的民族企业面临外资企业的巨大压力，不少民族企业、不少品牌被外资企业并购或倒闭，民族产业安全一度十分突出。1998年程恩富教授就提出非常有必要从资本、技术与市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效应，在引进的同时注重保护民族产业(企业)安全。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中国民族企业逐渐走出国门，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不久，程恩富教授就提出了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理论与政策建议。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强调“自主创新”的时候，程恩富教授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新的开放政策论”，提出要做到“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在中国开放程度日益提升并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后，又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论。可见，中国开放型经济每向前发展一步，每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程恩富教授的理论创新就跟进一步，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时代性的重要彰显，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的担当精神的重要体现。
** 卿定文，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开放型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