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栾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主要推行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这种粗放的对外开放模式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妨碍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增加。事实证明，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和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必须尽快予以调整。以程恩富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者，积极应对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打破了原有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中注重数量与规模传统模式，提出了新范畴、新方法和新路径，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变和创新开放模式，做出了突出理论和政策贡献。
程恩富教授是国内第一位提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学者。2008年发表《“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文。其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2009）、《逐步转变对外对内经济发展方式》（2009）、《建立“精益型”对外开放新模式”》（2010）、《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2011），以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下）》（2011），还召开过以此为主题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论坛，主编出版了《新开放策论》文集。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程教授在2009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政策建议》的代表建言。[1]同年，胡锦涛同志在“两会”期间广东代表团的讲话中作为官方首次提到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2月，胡锦涛同志将“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八个“加快”之一，十八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2015年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程恩富又向中央领导当面直言，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带有很大的不公正性，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应当是积极完善着、合理推动者和适度博弈者，而非单纯融合着、参与者、服从者。藉此可见，“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范畴，经历了学界研讨到官方认可采纳的过程，而程恩富教授相关理论和政策的超前性研究，对中国克服新自由主义影响，未来不断提升开放素质和绩效，起到了正确导向的积极作用。
（一）关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
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调整和变化，在面对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时，不仅需要对当前形势的把握，更需要对未来发展的预判及长期考量，谋求长期发展战略。程恩富教授树立新思维、采取新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建立崭新的“追求开放质量效益和双向流动为特征”的“精益型”[2]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模式（程恩富，2008），并将之完善为囊括“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3]四个方面的目标模式（程恩富、尹栾玉，2009）。不单谋求对外经济的发展，更考虑到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不仅注重促进国民经济增量的提升，更强调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持续发展。
（二）关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我国的对外贸易在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发展，也必然带有浓重的粗放型色彩。在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资本和技术的数量特征，以增加出口创汇和带动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为目的，从而形成了重数量轻质量、重总量轻结构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程恩富认为，这种“偏重数量而忽视质量、偏重总量增长而忽视结构调整”[4]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面临极为严重挑战，使我们对转变的必要性及当前面对的难点形成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1.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度利用及其负面影响
我国连续多年成为外商投资总额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以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作为吸引外资的成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土地代价、税收代价和环境代价。外资企业凭借低成本、低税费的手段在与国内企业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却将环境污染等社会责任置之度外，这一系列行径导致中国社会苦不堪言，得不偿失。
2.“外源”依赖性的增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战略性资源的供给问题关系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对“外源”需求的长期急剧增长将会造成我国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使我国面临利益损失和价格风险，严重削弱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当国际能源、原料价格迅猛上升时，将给国内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威胁国内企业的经营和职工就业；能源供应易受到实体因素及投机的影响导致利益损失；同时也带来“低碳”、减排等环境方面的压力。
3.对外技术依存度的提高及其冲击效应
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不利于经济自主发展、不利于参与国际竞争，并加剧了国内低水平竞争。中国企业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优势，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受到外资的支配，多以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所得利润微薄却常受到贸易争端的困扰。国内产业陷入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之中，为结构优化和转变发展方式增加了难度。
4.外汇储备过大产生的利益损失和国际争端风险
我国的外汇储备不仅数量上过高，同时结构不合理，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并导致国民财富大量流失。美国等国家以中国外汇储备巨大为借口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同时同为以各种制裁和贸易壁垒为威胁，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摩擦。货币的传导机制也将影响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外汇贬值和所购买资产、债券等的缩水将导致财富的流失。
5.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经济运行高风险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大国，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必然加大经济运行风险，使得国内经济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国内产品产量大量超过国内总需求，一旦国际市场需求缩水将引发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
（三）关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
关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经历了从提出到不断完善的过程，由最初的“五个提升”[5]（程恩富，2008）逐步扩展到“五个控制和提升”[6]（程恩富、尹栾玉，2009），再到“六个提升”[7]（程恩富，2009），“五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 [8]（程恩富、侯为民，2010），最终形成针对我国目前对外经济存在的六大弊端形成了“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9] （程恩富、侯为民，2011）的战略。战略选择不断演进和深入，形成完整的脉络，具有极为重大的实践意义。
1.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
引导和实现外资投向和要素流入结构的改善，审慎“选资”，引导外资向环保领域发展，限制污染性行业的外资进入。要确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步取消外资的超国民优惠待遇，与国内企业公平竞争，同时提高环保标准，引资上适应我国调整结构、产业升级和转变方式的宏观目标；同时积极调动国内资本，促进内外资合作，充分利用好我国巨额的储蓄存款资源，推动以中资为主的合作，提升中外资协调使用的经济效益。
2.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确立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战略，转变原有参与国际分工中利用“比较优势”向“知识产权优势”发展。强化国际科技合作使科技合作和经济合作相融合，完善科技人才的成长和发展环境，培育创新人才，加大自主创新研发投入，创立创新平台，组织好重大科研项目，掌握科技前沿和重要产业领域。强化国内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尽快在技术、专利和品牌方面由大国向强国转型。
3.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
要尽快建立起重要能源（特别是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重视国内资源能源的科学开发和高效利用，制定可持续发展和保护计划，提高矿产资源开发的门槛和企业标准，适当提高资源消费价格，提高资源利用率；坚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同时也要加强石油、黄金、有色金属、煤炭等各种稀缺资源的战略性管理，提升资源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和市场控制力。
4.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外汇使用收益
解决我国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一方面要减少加工贸易的规模，减少贸易顺差的源头，另一方面要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平衡对外贸易。同时要尽可能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合理配置使用。在国内将之投入到涉及民生的领域和项目中，从国际上看，要改善现有外汇的配置，如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资产，收购国外有价值的企业和跨国公司股份，引进关键技术和科技人才，建立“主权基金”或直接进行购买高端技术和设备，以及参股和并购西方媒体以增强国际话语权等。
5.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从优化贸易方式、促进服务贸易增长、调整外贸结构、改善文化贸易结构、扭转进出口不平衡五个方面入手，尽快扭转我国进出口不平衡的趋势。积极扩大内需与外需协调发展，企业调整产品和市场结构，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大幅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通过增加对农村投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及基础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投资缩短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
6.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利用先进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并制定长期的产业创新战略，向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完善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加强对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监管，严格执行环保审批，健全金融监管，确保产业和金融安全。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高端产业分工，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货币金融改革，增强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权。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对外经济发展面临较大风险的背景下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是应时而生，应需而生，应运而生，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它开辟了全新的对外经济理论研究体系，摒弃了原有重数量、重眼前利益的粗放发展思维，将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到长远经济利益、环境利益、民生利益（2012年程恩富刊文强调“民生导向的改革开放”）、政治利益为综合目标的战略高度，指明了对外经济发展深入研究的新方向。这种全新的提法和赋予的深刻内涵是原有研究无法企及的，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也具备很强的实操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我国当前进出口总额、国民生产总值、就业率等一系列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更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未来发展的能力。程恩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科学的批判精神，敏锐的研究视角，及时指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涉及外资、“外源”、外技、外汇、外贸、等多领域、多层次的问题，对转变的必要性进行了完备的总结和充分的论证。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的具有建设性的科学战略选择。这是在“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即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实际有效应用！
**尹栾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1] 2015年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程恩富又向中央领导当面直言，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带有很大的不公正性，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应当是积极完善着、合理推动者和适度博弈者，而非单纯融合着、参与者、服从者。
[2]程恩富. “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中国经济周刊.2008(11)
[3]程恩富,尹栾玉. 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J].经济学动态.2009(04)
[4]程恩富,侯为民.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上)[J]. 当代经济研究. 2011(04)
[5]程恩富. “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中国经济周刊.2008(11)
[6]程恩富,尹栾玉. 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J].经济学动态.2009(04)
[7]程恩富. 逐步转变对外对内经济发展方式[N]. 济宁日报.2009-6-14(002)
[8]程恩富,侯为民.建立“精益型”对外开放新模式 [N].宁波日报.2010-7-29(A15)
[9]程恩富,侯为民.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下)[J]. 当代经济研究.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