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跃华**
程恩富教授关于民生改善模式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论述中：在谈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根本转变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而进行具体的顶层设计问题时，他认为，顶层设计“包括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民生改善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都是为民生改善及其模式服务的。以改善民生而改革开放，即民生导向的改革开放，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实惠所在，也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1]在谈到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时，他认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调引进来的单一战略，单纯追求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引进；第二阶段强调引进来走出去并重的战略；第三阶段强调自主创新，实施自主知识产权的举措，今后应该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及时进入第四阶段，积极实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全新战略，适度控制和提升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在巩固和完善自力主导型多方位开放体系的基础上，更注重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全面小康社会向生活富裕社会的根本转变。[2]程恩富教授将此论简称为“新开放策论”。
本文拟通过探讨我国出口创汇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对民生改善的影响，即考察目前我国出口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来具体解析程恩富教授关于向民生改善型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想理据。
由经济学的账户关系式可知，国民收入账户恒等式为：储蓄－投资＝出口－进口。该式表明，如果储蓄率超过投资率，出口必然大于进口，形成贸易顺差，引发外汇增加。因此外汇储备激增，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内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储蓄过多。那么，何谓储蓄？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理解我国出口问题的关键，而要理解储蓄的含义，就必须借助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
（一）世界货币和储藏职能的退化
目前流行的储蓄概念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通行的储蓄概念，即储蓄是货币收入中没有被用于消费的货币部分，也就是说，储蓄是消费的货币剩余。比如《经济大辞典·金融卷》的解释——储蓄就是“货币收入中没有被用于消费的部分。”[3]《财经大辞典·上卷》的解释——储蓄就是“将一部分不用于当前消费的收入存储和积蓄起来的行为及其相应的货币额。”[4]根据这一储蓄概念，储蓄的内容包括，在银行的存款、购买的有价证券及手持现金等。其实，这里只是价值形式意义上的定义而不是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定义，因此这些所谓储蓄“内容”只不过是储蓄的价值形式，而不是储蓄的内容。
那么储蓄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认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为了交换，生产者必须让渡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价值。商品的这两个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商品的两种表现形式：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商品的使用价值形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商品的价值形式只有在它和其它商品交换时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商品价值必须外化，于是商品的价值形式经由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发展到一般的价值形式，最终发展到货币形式。所以从形式（价值）上看，储蓄就是货币剩余，但是就其内容（使用价值）来说，它表示的是商品的剩余。也就是说，储蓄是货币剩余和商品剩余的统一。
但储蓄作为货币剩余和商品剩余的统一不是没有条件的。事实上，当贵金属作为价值形式的时候，贵金属不仅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的职能，还具有世界货币的职能，这是因为当国际交换出现后，贵金属就成为了世界范围的一般等价物。因此在贵金属作为价值形式的世界里，储蓄的价值形式和内容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统一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价值形式的贵金属让位于纸币，这时储蓄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储蓄成了纸币剩余和商品剩余的统一。而作为价值形式的纸币不再具有世界货币的职能，只有在局部范围内，在一定条件下，储蓄的纸币剩余和商品剩余才能够统一起来，即储蓄表现为本币与本国商品的统一。由于纸币数量常常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储蓄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常常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会导致储蓄形式和内容之间关系的多种组合，最为可怕的关系是，储蓄形式增加了，但储蓄内容却减少了。
而且，在纸币条件下，货币的贮藏职能也退化了。根据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商品流通中，货币执行着流通手段的职能。商品流通由商品变为货币（W—G）和由货币变为商品（G—W）两个过程组成。当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保存、收藏起来时，货币就由流通手段职能转变为贮藏手段的职能了。但严格地说，只有贵金属货币才能执行贮藏手段的职能。作为世界货币，必须是黄金或白银。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情况下，美元这种外汇的作用主要有三：作为国际购买手段，购买别国商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由一国转移到他国。但在浮动汇率制下，美元毕竟不同于黄金或白银，不能当做真正的财富来大量储存，因为这一价值形式具有不稳定性，它会随着美元数量的增加而贬值。
由于纸币条件下世界货币职能和货币的贮藏职能发生了退化，储蓄的性质在商品出口之前和在商品出口之后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商品出口之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储蓄的货币形式和实物内容是统一的。但是，在商品出口之后，国内储蓄的价值形式就和储蓄内容即出口的商品发生了分离，作为储蓄内容的商品出口到国外，而作为储蓄形式的本币却留在了国内。与此相对应的是，外币如美元却成了我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形式。因此，出口减少了国内资源和商品，而作为储蓄的价值形式的货币并没有出口，于是出口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出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不仅如此，出口还是换回外国货币的过程，因而导致国内外币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外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出口者本币持有量的增加。由于这些出口商通过出口所得到的本币只能用于国内商品的购买，这势必导致货币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出口仅仅是出口商换取货币支配权的手段，而不是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从微观上看，每一个出口商通过出口所获得的本币都能够在国内购买商品，因而可以增加自己的福利。比如一个出口商出口了1元钱的货物却换回2元钱人民币，这时似乎他支配财富的数量增加了。但是从宏观上看，一方面出口商将国内的储蓄转化为商品的出口，因而国内商品减少了，另一方面因为出口，国内货币增加了，因而国内整体福利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浅层次看，出口形成了通胀的压力，深层次看，出口所得到的本币形成了对商品支配权的重新分割，出口越多，总财富越少，但是出口者所支配的财富比例越高，非出口者所得到财富比例越低，这就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
当然，上述结论是有条件的，即把出口所换得的外币作为货币的贮藏职能而储备起来。
如果改变条件，结论则相反。可以用图1来说明这一条件的改变所产生的结果。
图1中，状态a表示商品处于本国之中，这时作为储蓄价值形式的本币与作为储蓄内容的剩余商品是统一的。状态b表示这些商品出口了，这时作为价值形式的本币与这些商品脱钩了，而这些商品的价值形式用外币来承担。这样，商品减少了，而本币却增加了，商品出口者实际上成了更多本币的持有者，用这些出口所换回的本币来购买已经减少了的国内商品，从而形成了商品拥有量的重新分割。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只有实现状态c,即将换回的外币用于购买国外的商品，如图1，将虚线变为实现，这样，外国商品沿着c→b→a倒流，形成国内商品的补充，这样，从宏观上看出口没有减少财富，却增加了福利，分配格局也没有大的改变。
（二）一个例证：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诠释
为了清晰理解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及由此得出的上述结论，可用一个例证加以说明。
假设在某一时点，我国有2个面包，流通中的货币量是2元人民币，即每个面包的价格为1元；有2个居民，1个是出口商，1个是非出口商，他们同时也是消费者。现在我国居民打算消费1个面包，储蓄1个面包，储蓄的价值形式为1元纸币。假设储蓄用于出口，这时储蓄的价值形式1元纸币留在国内。同时假设1个面包换回1美元外币，而汇率为1美元兑换2元人民币。这样出口的结果是，国内面包减少1个，而原有本币2元并没有减少，与此同时增加了1美元外币和2元本币（这2元新增本币是出口商用1美元到外汇管理部门兑换的）。这样，国内的本币就是4元，而面包只有1个，于是面包的价格就是4元了，物价提高了3倍。这只是显性的方面。
隐性的方面是，出口前每个面包的持有者对面包的支配权是面包总量的1/2，即出口者与不出口者各有1个面包，但在出口之后，出口商对面包的支配权却是面包总量的3/4，这是因为通过出口，出口商拥有价值形式的数量增加了。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因为面包减少，货币增加而导致的物价上涨，更要看到出口商占有的财富比例因为出口而上升的情况。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出口成为出口者对不出口者的侵占，出口越多，财富分配比例越不均，换句话说，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出口是导致国内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是在一定假设下进行的，即换回的1美元不用于购买国外商品，而是作为储备。如果改变这一假设，将换回的1美元用于购买国外商品，假设1美元正好购买1瓶水，而国内居民对水的偏好大于面包，则交换的结果是，国内有1瓶水、1个面包，2元价值形式，同时总的福利增加了。
*本文第二、三部分中的主要内容曾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1期.
**徐跃华,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参见程恩富教授的多处相关论述：新一轮改革仍需突出民生导向[J].理论学习,2013（11）；习近平的十大经济战略思想[J].人民论坛,2013(35)；2013年政治经济学研究扫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30.
[2] 程恩富、侯为民.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J].当代经济研究,2011(5).
[3] 刘鸿儒.经济大词典·金融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217.
[4]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上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