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宪萍**
程恩富教授关于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理论的研究，是其众多研究议题之一。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程恩富教授的研究实现了两个超越：既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超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现了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借鉴，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开拓；显现了两种创新：既具有经济学的内生性挖掘，又具有经济学的范式革命。这是一种科学反思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是程恩富教授“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的学术主张的具体彰显。
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理论的研究，程恩富教授显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框架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框架，程恩富教授是将其放置与一个广阔视野中来研究的。程恩富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藏着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的元理论，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硬核”。元理论抑或硬核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发展创新的基础，也是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内在的、本质联系的链接点。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去马克思化”的倾向愈演愈烈，西方经济学主流化的声音甚嚣尘上的背景下，程恩富教授一直致力于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反映了老师积极探索、直面挑战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气魄。程恩富教授历来主张，“马克思的理论属于‘经典’，而不是‘教条’，应从其‘空筐结构’的理论体系中寻找源源不断的思想启示，而不应在顶礼膜拜中死背它的若干词句。”[1]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研究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当代能够得到继承、发展与创新。老师的研究往往背靠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多方面借鉴科学研究方法论，选择合适的理论切入点，就中国一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案例分析，并发展出一般性结论，为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做实质性的研究。
因此，程恩富教授的理论视野极为广阔，对包括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研究都是在一个更恢弘、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学术背景下来完成的，从不拘囿于某一学说、不沉醉于某一角度，而是从历史比较、国内外比较、不同学派比较的综合考量中，深挖中国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和问题实质。在程恩富教授的研究中，一直贯穿着这样的学术原则：“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2]。
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马学为体”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根本原则。
“西学为用”就是批判地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尽管由于唯心史观方法论的妨碍，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全面深刻地、实事求是地揭示发达或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但是，从它具有的片面性、表面性和扭曲性的理论内容中，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分析，或多或少地从中发现许多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经济事实和合理元素。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受其启发，从其片面性分析中创新出全面性的理论，充分地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资料，学会从中筛选、改进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成分，融入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之中。
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研究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尤其可以发现一些体现中国特殊国情因素的科学经济思想。研究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还有助于增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力，纠正那种一讲经济现代化，就只想到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自卑乃至崇洋心理。
作为经济领域科学真理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天才的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实践自发可提供的。它只能来自人的头脑自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经济事实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正确的反映。只有通过社会经济实践这个不可缺少的中介过程，人们才有可能从经济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经济的内部本质，从而发现经济规律和内在经济机理，并用理论形式再现它们。在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必须确立世界的眼光，面向全球范围的中外经济实践，做到“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知己知彼，方能科学地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在实践的落脚点上，“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最终都要贯彻和落脚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也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古今中外的经济实践、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所提供的经济事实和思想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积极吸收和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上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中国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基础之上，程恩富教授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应当是在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这四个学术方向上持久地开拓创新。[3]“国际化”要求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不仅要了解和借鉴国外政治经济学，同时加大双向交流，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学和左翼经济学的学术研讨和争论，加强中国政治经济学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平等交流和“话语权”。“应用化”要求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数学化”就是要重视数学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定量分析，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之一，重视数学但不迷信数学，而是始终将数学方法建立在正确的分析前提上，即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坚持以科学抽象法、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作为分析的基础。“学派化”是学术自由、繁荣和质量的标志之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地掌握实际经济情况。
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包括对经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研究，离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程恩富教授历来非常重视经济学方法的创新和变革，程恩富教授认为：“假设方法和内容的不同，会显示出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和体系。当前，构建多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新范式，要求务实地科学塑造不同经济学的独特方法论和原理。”[4]
（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的创新
程恩富教授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化并生成众说纷纭的许多流派，恰好表明他们并未探求到共认的经济学体系、核心和方法，我们也不可能无选择地模仿其相互不同甚至对立的一切方法和观点。诚然，西方经济学的确给中国输送来了市场观念和实证分析、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开拓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但另一方面，它的过度形式主义方法和理论与中国经济的脱节，也会使中外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5]因此，应当充分尊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制度假设和分析工具的科学性，立足经验科学、历史科学和实践科学的本质特征的发掘与整理，借鉴西方经济学，重新认识经济学的假设。实际上，采用“理论假设”及其逻辑叙述方法更有利于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话或论战。
如同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论”、“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论”、“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一样，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有必要把“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6]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假设的重大创新。
（二）经济学方法的多样化
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是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方法，关于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程恩富教授认为，任何个别事例都不能证实一个理论体系，但每一个反例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原有理论体系不够完善或错误的地方，都是一次相对证伪或弱证伪。而当反例越来越多，对“保护带”的修改已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理论体系就有可能被强证伪。用一些办得好的私有企业事例来完全“证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再用一些办不好的公有制企业事例来“驳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和优越性，都是对证实和证伪方法及实践标准的误用。实践对认识的每一次具体的检验都具有局部的、未能最终完成的性质，因而实践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矛盾，是在实践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解决的，这也决定和推动真理不断从相对走向绝对。
程恩富教授还提倡美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结合经济学与美学的研究成果，把基础美学和理论经济学结合起来分析经济与美。程恩富教授认为，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的协调过程，大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小到企业和个人的生产与消费，都是多种因素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关系，理应尽力使经济运行和谐、有序、完美。经济与美有着客观的联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而使经济学研究引进美学的知识和方法，甚至建立经济美学。
关于积极汲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合理思想和方法，从而实现马克思学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真正科学的理论创新，程恩富教授极为赞成。在程恩富教授看来，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都是极复杂的，这是生物学思想之所以对经济学有重大意义的一个缘由。经济学研究借助于生物学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与生物有机体和生物过程的共同之处，比它们与行星等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经济毕竟涉及活生生的人类，而不仅仅涉及粒子、力和能。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较之采用力学模拟，显然具有更大的方法论优势。借助于生物学方法论，经济演化理论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强调在渐变与突变的双重作用等等，深化了对人类经济活动及其演化的认识，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
（一）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现实分析家，马克思当然不会不关注全球化这一问题。程恩富教授由马克思的研究逻辑出发，研究了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认为马克思清晰地把握了当时全球化的特点，并对它的发展趋势作了前瞻性的预测。马克思认识到当时的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将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趋势首先源于经济上的必然性，从本质上说，它是资本的无限增殖和扩张本性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不但分析了全球化趋势的实质，而且指出了将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球所运用的手段。程恩富教授着重指出，马克思所期望的最终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是全球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7]
（二）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
经典理论是我们研究现实的理论依据，程恩富教授一向与时俱进，开拓性的创新是程恩富教授一贯的研究风格。对当代复杂背景下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程恩富教授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程恩富教授认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主张之一就是全球自由化，即“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广到世界范围，从理论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不赞成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8] 程恩富教授更进一步地指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类型经济全球化理论及政策，其目标是，建立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结果是，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9]
（三）经济全球化的效应
经济全球化描述的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经济活动在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关于全球化的效应，程恩富教授认为应从正负两方面去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表现为：首先，它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可能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其次，它使得世界市场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统一的整体，客观经济规律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再次，它加速了世界性产业结构的调整。最后，它为解决环境、资源、人口等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可能提供有利的条件。
同时，程恩富教授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三个“可能加大”：一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相差悬殊，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具体体现在对外贸易、科学技术力量等方面。二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多年来世界各地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消极影响。三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错综交织，使全球经济充满了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和各种危机。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接连不断，并波及到整个世界，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10]
(四) 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变动特点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的一个最基本的分析方法，程恩富教授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引入到蔓延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分析当今的全球化，认为可以看到三个新的特点和趋势。其一，当代全球化形成了“跨国资产阶级”。随着国际资本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使“跨国资产阶级”成为普遍现象。其二，当代全球化拉大了世界两极分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绝对地获大利，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中国家相对地甚至绝对地变差，从而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形成“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世界财富向中心转移，发达国家的居民越来越富，而发展中国家相对越来越穷。其三，当代全球化强化了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差距。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劳动的国际分工状况。发达国家在“马太效应”的激励下越来越重视教育投资，从而日渐成为新的全球分工的优势占据者，是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边缘化国家的劳动阶级则成为最底层的被支配者和被剥削者，“脑国”与“躯国”的相对划分都依赖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国际分工。[11]
（五）全球化中知识分工的新异化
“异化”是马克思研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程恩富教授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趋势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力量，而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对立，这是“异化”在全球化中的体现，全球化时代的知识分工将给异化问题带来新的内涵，并为我们的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并且以当前分工的新形态——知识分工为契入点，分析了知识分工的日益深化对异化带来的双重效应。程恩富教授指出，首先，知识分工加深了异化的程度。对个人来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和世界存在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人因此而产生的焦虑和烦的感受，是异化加深的表现。对国家来说，少数资本主义强国凭借不合理的知识分工的国际秩序，具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被迫接受旧秩序的分工，从而自由选择性较小，异化现象十分严重。其次，从另一方面看，知识分工也有弱化异化的可能。在全球化时代，劳动分工的协调性更高，社会的合作性更强，整个社会的自由程度可能增加，整个人类保护、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大，人类的自由度更高，则个人的自由相对也就高。[12]
（六）反全球化的运动表现
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反全球化的过程，从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可见一斑。程恩富教授归纳了反全球化运动的三种形式：反全球化运动的第一种形式是反全球化运动与推进全球化的国际峰会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前者与后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全球化运动的第二种形式是，与推进全球化的国际会议在同一时间，但在不同地点举行；第三种形式的反全球化国际运动，与推行全球化的国际会议不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举行，而是一种独立行动。程恩富教授着重指出，反全球化运动参加者的复杂性，决定了反全球化运动目标和性质的复杂性，对此，应有清醒地认识。但就其主流来说，它仍不失为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和一定进步性的国际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某种同盟联系，一些国家的左翼学者在其中也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13]在程教授看来，反全球化运动的实质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正全球化，即追求公正的全球化”。
（七）反全球化的全球民主治理
根据20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经历的三种类型：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两超阵营型治理、一霸数强型治理，程恩富教授指出，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全球肆虐，又一次宣告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这一次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不光是金融危机，而且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操作问题，或者是信心不足问题，或者是诚信不足问题，而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世界体系的变革和再造恰逢其时。为了提升当代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一方面要改革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重新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若要更好地维护本国以及世界劳动者的利益，就必须加强合作，包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政党之间合作、全球工会的合作、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学者的合作以及世界各国媒体间的合作，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实际工作来逐步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14]程恩富教授非常有信心地指出，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定会为彻底消除人类的各种经济危机，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民主治理与人类未来的福祉作出应有的贡献！[15]
程恩富教授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研究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中国实际，从中国经济学的现实需要和理论进路中来说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态度和反应行为，为中国经济应对全球化出谋划策，体现的是程恩富教授一直秉持的社会责任担当和实践理性的双重时代禀性。“中国经济学作为应当科学地揭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必须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挑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科学发展的要求。”[16]
在程恩富教授看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经济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凸显，民族利益也越发突出。全球化制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内含了这种制度的利益偏颇性。越来越多的贸易战，日益严重的民族冲突等，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程恩富教授对此表示，我们在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接轨”，不能只是跟着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式和规则走，而是要参与制定全球化运作的规则，积极谋求本国的利益。我们旗帜鲜明的主张应是对半式双赢，即要努力争取获取同等比例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自己滑落到很可能来临的新一轮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的边缘。在全球化的制度形成中，我们要关注制度的定位，要关注本国获得的利益份额，不是简单地与西方接轨、与全球化融合，而是从其束缚中挣脱出来，寻求创新、自主、高效、跨越的发展。
为了应对全球化，程恩富教授在较早时期提出了加快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的主张。所谓“三控”，就是控股(资本)、控牌(品牌) 和控技(技术)，只有实行“三控”的企业才是较完全的民族经济。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国家经济安全愈发显得重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于民族产业的安全。所谓民族产业安全或国民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由该国国民所有和控制的产业，其地位和权益可能受到外国产业影响和危害的状态。而民族产业的具体差别标准可以从资本、品牌和技术等多层面加以设定。从跨国公司产生的后果看，迫切要求我们建立“三控”企业。一方面，外资控股的企业往往将工业化的不良后果转移到设有子公司的国家。另一方面，低技术、无品牌的竞争已越来越威胁到民族企业的生存。此外，从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效果来看，通常出现的是“反被外资利用”的现象。[17]
其后程恩富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开放策论”：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程恩富教授认为，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确立科学的开放观，从战略上谋划对外经济的长远发展。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积极调整开放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避免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输送地、发达国家的廉价打工仔、西方投机资本的跑马场、跨国公司的专利提款机和世界的污染避难所，通过对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的适当控制和提升，从根本上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就是：1.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2.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3.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4.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5.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6.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提升国内产业的国际分工水平，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18]
**宋宪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跨国垄断资本与空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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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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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程恩富、朱富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J]．财经研究，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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