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钦**
程恩富教授是我国较早涉足新自由主义研究，并形成相关思想体系，且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之一。程恩富教授“论新自由主义”的相关著述，旨在探索和创立超越新自由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实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新发展理论和道路。本文试从程恩富教授“论新自由主义”的系列著述中，总结其核心观点及理论特色，并结合拉美后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与争鸣，对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和替代道路进行述评。
程恩富教授“论新自由主义”的系列著述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源流、阶级本质、基本主张、政治目标、政策影响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程恩富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的现代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应通过理论批判和创新，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霸权及危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潮及论断的泛滥和误导。
（一） 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的现代自由主义[1]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称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后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然而，仍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自由主义经济的信条，同凯恩斯主义对抗，主张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到了70年代，特别是在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重新抬头，并获得一定的市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的学派主要有：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其中，伦敦学派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现代货币学派是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学派。
程恩富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的现代自由主义。尽管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有某些合理成分，但总体上、本质上是保守和落后的。包括萨缪尔逊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都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之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持批判态度。[2]
（二）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3]
程恩富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有四点基本主张。首先，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其次，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
在实践层面，新自由主义为世界经济制定的方案有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对国民经济实行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使市场作用最大化，国家职能最小化；第二，国家完全取消贸易壁垒，向跨国资本开放经济，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第三，压低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控制财政预算赤字。在不同国家，这三个方面具体实施的措施及其重点则有很大不同。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具体实施的政策主要包括：紧缩货币供给，压低工资，抑制通货膨胀；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打击工会。在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推行的政策主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主张在于全球化，就是解除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和资本流动的一切障碍，实现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
程恩富教授认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结果是，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斗争。
（三）应通过理论批判和创新，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霸权及危机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综观十年左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和健康发展。
程恩富教授认为，西方左翼要从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下逆风起飞，必须彻底检讨自身理论的成败得失，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立自身的理论基础，重新制定新世纪的理论战略。当今世界一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西方激进经济学家必须联合起来，整合成强有力的学术力量，将学术批判与学术创新并重，继续全面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人类的健康发展与福利而贡献超前的智慧和终极关怀。[4]
（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潮及论断的泛滥和误导
程恩富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错误思潮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仍不容低估，反新自由主义斗争仍面临艰巨任务，应在理论和实践上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
针对“所有领域都由市场决定论”的错误论断，程恩富教授认为，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从一般“资源配置”扩大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经济领域延伸至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一味夸大和泛化市场决定性作用，其实质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颠覆性错误”。针对“国企私有化是体制反腐的根本之策论”，程恩富教授认为，全盘私有化和唯市场化必然带来严重腐败，国有企业出现少数腐败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严肃法纪加以解决。针对“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搞新一轮的私有化论”，程恩富教授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在控股权，只有明确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方针和目标，明确多种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的最低限度规模，才能根据实际发展需要明确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等领域中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边界，而不受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和破坏。[5]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一度淹没了拉美本土经济发展理论的火花，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短短数十年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就走进了死胡同。从80年代“失去的十年”到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拉美进步学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同时，开始反思和创新拉美本土发展理论，寻求拉美的后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
（一）外围资本主义的改良路径：新结构主义还是新发展主义？
旨在继承与扬弃结构主义的新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中。1990年前后出版的两部著作——拉美经委会编写的《生产改造与公平相结合》和智利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松克尔主编的《从内部发展》成为新结构主义形成的标志。
新结构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将拉美的不发达状态归咎于经济政策扭曲，认为拉美的不发达源自其历史、内源和结构性原因，上世纪80年代末拉美对外参与被动、产业结构失衡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印证了这一点。关于国家的作用，新结构主义认为，结构主义过分相信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过分否定国家干预，事实上自由市场与竞争并不必然带来效率和发展，国家对市场、经济发展战略及政府各部门的运行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与协调作用。新结构主义强调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主张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作为长期发展目标，增强经济自主性、减少外部脆弱性，建设参与制的、民主的社会。新结构主义强调生产领域的一体化先于贸易流通的一体化，主张实行有别于“内向发展”和“外向发展”的“从内部发展”战略，力图避免“内向发展”重复发达国家消费模式、工业模式和技术模式的缺陷和“外向发展”简单开放市场的做法，而是争取建立一种同本国具体缺陷和实际潜力相适应的生产结构，通过建设支柱产业和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加强国内市场协调统一，形成参与外部竞争的优势[6]。
有学者根据“结构主义”的别称“发展主义”，将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一支改革学派概括为“新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是介于国家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种理论”，它是为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赶上发达国家而提出的一整套制度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建议，其代表人物是巴西经济学家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7]。新发展主义主张不仅要强化市场，还要强化国家，发展不仅要保护财产与合同，还必须制定国家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家投资，优先发展出口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8]。
（二）21世纪社会主义的替代道路：新发展观与新社会变革
作为民族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典型代表，“21世纪社会主义”是拉美在变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它不仅包括斯特凡、哈内克、勒博维茨等拉美学者提出的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亦包括查韦斯、科雷亚、莫拉莱斯等拉美国家领导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思想，还包括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家所谓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进入新千年以来，随着左翼政治的回潮，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争鸣与实践探索在拉丁美洲持续发酵。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厄瓜多尔等国各具特色的“21世纪社会主义”执政模式为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后新自由主义道路之争提供了有力的回答。
2007 年 11 月 21 日，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作的报告《厄瓜多尔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提到，“西方的发展模式、发展观对我们是很有害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缺陷在于没有提出新的发展观，而只是提到经济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等。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提出新的发展观，以前的发展观是不可持续的”[9]。阿根廷经济学家阿蒂略·波隆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意味着在克服计划专制与市场无度的同时，通过民众的智慧，创造一种受民众控制的崭新经济过程，以期灵活、迅速地应对日渐改变当代资本主义面貌的创新浪潮。这是一种既能实现企业和生产单位活力与自治，又能有效协调各项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能促进各种社会产权和谐共存的社会主义，无论是股份制公司、国有企业还是同私人资本的联合，劳动者、消费者和国家官员均可以多种方式结合进各种受人民掌控的产权关系中。将公共财产和国家财产混为一谈是苏联留给我们最为严肃的历史教训之一。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找到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调控手段与方式”[10]。拉美依附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西著名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多斯教授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应具有全球性、多样性，是多元文明的对话，要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实现制度创新；拉美国家正在进行“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委内瑞拉面临国内寡头、跨国资本、帝国主义等多重挑战，古巴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些都是世界历史的新萌芽，当代世界并不像一些学者断言的那样，将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处于新的国际环境和过渡阶段。[11]
当前，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尚属探索阶段，它既无统一的理论原则，也无固化的实践模式，且实践性大于理论性，是杂糅了地区历史和现实多重元素的新政治运动，是变化发展中的新社会主义流派。具有浓厚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虽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不具备正统的历史源流，未经历革命的峥嵘，缺乏完美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但却是扎根于拉美历史文化、维护拉美人民根本利益、源自拉美现实需求的社会主义，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是更加强调本土特色、替代色彩和地区合作的社会主义。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与拉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保持着兄弟般的革命友情，尤其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自由贸易协定”（ALBA-TCP）的一体化框架下，各国试图通过资源整合、互帮互助，打造一个左翼政治联盟基础上的南南经济-社会合作新范式。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与古巴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古巴社会主义始于古巴至下而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经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造与过渡，实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社会主义和冷战格局对其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而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始于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是拉丁美洲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替代运动的重要组成。一方面，较拉美零星的社会运动而言，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是一种集国家意志的政权建设运动，左翼政治领袖依靠选票夺取政权，通过立法推行社会改造方案，具有法律和道义上的合法性与代表性；另一方面，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虽具有明确的替代主张，却缺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客观条件，既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也不具备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政权组织形态依然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代议制特征。因此，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未来面临的艰巨任务在于如何实现真正的“替代”，而非选举政治的成功。
（三）拉美后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21世纪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
关于拉美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新发展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进行不断的、激进的变革，还是在实施“21 世纪社会主义”前，经历一段新发展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
阿根廷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卡兹认为，“尽管拉美在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中处于外围，但却具备了启动社会主义进程的坚实资源，如肥沃的土地、丰饶的矿藏、充裕的水资源、丰富的能源和工业基础。拉美的问题在于没有开发这些潜能。落后的积累方式和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历史性地扭曲了地区发展。不是缺乏地区储蓄，而是向中心经济过分转移了。农业的倒退、低工业生产率和购买力的紧缺均是帝国主义掠夺的结果。拉美的主要问题不是贫困，而是资本主义在所有国家创造的令人吃惊的社会不平等。现实否认了新发展主义关于拉美经济不成熟的假设，谁将受益于增长成为一个两难命题。新发展主义试图将好处分给工业资本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银行家分享利益。社会主义对两者均反对，主张对社会财富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立即改善受压迫人民的生活水平，消除利润的至高无上。这样资源就会有更多机会被民众分享，而不仅仅成为资本主义演进的条件。尽管新发展主义在拉美并非完全不可行，但拉美外围集团欲通过此路径实现整体提升的希望不大，且这一路径的牺牲者和受益者显而易见。任何资本主义的代价都将由人民承担，而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只会分享利润，因此，社会主义者主张反资本主义的模式”[12]。
古巴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 ·马丁内斯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退出或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暂时隐退以谋求更大轮回的假性退出, 另一种是创建 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以实现真正的退出。尽管后者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挑战和曲折，但正如阿根廷学者阿蒂略·波隆援引马克思 ·韦伯的话，“除非不断朝着不可能的方向努力，否则永远都不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13]
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制度性反思与批判。当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乐此不疲地奔忙于修补正统经济学、以声援金融垄断资本家时，以拉美学者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仍在拷问历史——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出路在哪里？ 2008年2月，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正遭受着严厉的经济危机，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西班牙马拉加大学经济系召开了伊比利亚国家首届发展经济学大会。会议以“全球化、不平衡的发展与依附——拉丁美洲的发展战略与替代选择”为主题，分从“发展、不发达和依附的概念特征”、“经济全球化的经济与社会意义”、“发展政策及克服不发达和依附的经济替代选择”三个部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共有来自西班牙及拉美的逾百位专家学者与会[14]。学者们普遍认为，西方经济学建构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正义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出路。拉美依附与不发达的历史和拉美经济发展理论的源流说明，代价高昂的新自由主义西药治不好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创新拉美本土经济发展理论才是助推拉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由此可见，拉美后新自由主义道路的探索，既要勇于挑战现有的利益格局，直面失衡的社会经济结构，寻求不发达的真正原因，更要勇于突破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直面“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历史选择，“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任重而道远。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贫困和拉美后新自由主义论争，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程恩富教授对新自由主义历史认知和论断的整体性、科学性、实践性、战略性和前瞻性。与此同时，程恩富教授主张批判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
** 贺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1] 程恩富、曹雷：《外国学者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批判——兼论中国经济改革三大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第73页。
[2] 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2期，第41页。
[3] 程恩富：同上，第40页。
[4] 程恩富、王中保：《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危机》，《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29页。
[5] 程恩富、陈泳：《对2014年新自由主义几个流行观点的批驳》，《人民论坛》2014年第30期，第22-24页。
[6] 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60页。
[7] 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曾任巴西财政部长、国家改革部长、科技部长，现为《圣保罗报》专栏作家、《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 其主要代表作有专著《停滞的宏观经济》（2007）、论文《新发展主义中的国家与市场》。
[8] 徐世澄：《拉美学者对“后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的探索》，《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第74页。
[9] [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德尔加多：《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 《拉丁美洲研究》，2008 年第1期，第8页。
[10] [阿根廷]阿蒂略·波隆著：《拉美新民族资本主义神话》，贺钦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第27页。
[11] 孙洪波：《国际金融危机与 21世纪社会主义前景》，《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4期，第48页。
[12] [阿根廷] 克劳迪奥·卡兹著：《后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关于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贺钦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期，第18页。
[13] 贺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拉美一体化：危机与替代——<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8期，第72-73页。
[14] 贺钦：《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追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