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义**
程恩富教授有关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原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等文章和著作中。基于深刻的创新性理论分析以及全面的历史经验总结，程恩富教授提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治理”，并将其治理新论运用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中。与新自由主义的“贪婪操作失误论”、新凯恩斯主义的“体制机制失误论”相比，程恩富教授的“四大矛盾失误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
程恩富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阐释了西方经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他指出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蕴含危机发生的可能，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危机发生的必然。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蕴含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并蕴含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1]。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使用价值与价值二者既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又相互排斥、互相背离。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决定这一矛盾的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货币的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愈益分离，商品与货币愈益对立。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交换由直接物物交换发展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过程，使得一个完整交换过程的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分离，从而导致危机第一种形式的可能性。货币支付手段功能使得商品交换的当事人演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使得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支付链条和债务链条。在这一链条上，如果一个债务人不能按时履行支付义务，整个链条上的一系列债务人也就随之不能偿债，从而形成危机第二种形式的可能性。由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发展起来的危机两种形式的可能性，只是经济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是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潜伏于一切商品生产之中。随着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必然现实，需要整整一系列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累积，必然会使得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与货币的分离和对立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各类企业和资本不断突破部门和领土的边界向各个产业和世界各地扩张并相互合作，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生产与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走向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资本相互渗透与融合，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垄断寡头，即产量超过中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型跨国公司，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这样，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步扩展为经济的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的矛盾，必然导致当前的经济金融危机。
程恩富教授研究泛滥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总结了其四大主张，并分析了其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程恩富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的学派主要有：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其中，伦敦学派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现代货币学派是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因为这些学派有思想共同的特点：
一是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但推崇“市场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二是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私有化的狂热拥护者，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私有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所以，其极力反对公有制，认为私有制经济的优势是公有制经济所没有的。三是主张全球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广到世界范围，从理论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不赞成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赞扬它们凭借其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会计准则的一系列组织和行业规则来控制世界各国，实行美国模式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四是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以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加了个人依赖国家的惰性。
程恩富教授认为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他指出，新自由主义为世界经济制定的方案有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对国民经济实行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使市场作用最大化，国家职能最小化；第二，国家完全取消贸易壁垒，向跨国资本开放经济，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第三，压低通货膨胀，从根本上控制财政预算赤字。但在不同国家，这三个方面具体实施的措施及其重点则有很大不同。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具体实施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紧缩货币供给，压低工资，抑制通货膨胀；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打击工会。在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推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观点是主张解除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和资本流动的一切障碍，实现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新自由主义的这一系列政策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凡是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了经济萧条，甚至严重的经济衰退。比如，美国和英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并没有表现出良好的业绩，还埋下了股市泡沫、私人部门债务膨胀、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等隐患；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削弱了政府控制国民经济活动的能力，使得全球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而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均以失败告终。
程恩富教授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基础、经济结构、分配消费和经济调节四个方面具体详细地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促成危机发生的机制和深层根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原因的理论。
从微观基础分析，程恩富认为此次危机是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的具体反映。首先，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造成公司经营的短期行为。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公司股权集中度低，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股票流动性较强。在过度分散型股权结构下，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倾向”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无人愿意行使监督权，从而导致股权分散下的“内部人控制”格局。同时，由于股东判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主要标准是盈利率和股票价格的高低，并以短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使公司经营在股东追求短期回报和高收益率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目前或近期利润。其次，失当的薪酬体系“激励”管理层的冒险行为。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股票期权计划的广泛实施，行使股票期权的收入逐渐成为美国公司管理层薪酬的主要来源，并导致其收入达到令人惊叹的水平。失当的薪酬激励使美国公司高管无暇注重公司长期发展，而是更多追逐短期效益。
从经济结构分析，此次危机是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日益对立的直接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异化为主宰产业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和对立。虚拟经济的病态发展在满足金融资本逐利本性的同时，由此导致的巨大的虚假需求也会诱导实体经济的盲目扩张，推动一切国家出口和进口膨胀、生产过剩。一旦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必然首先引发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进而引起全面的经济危机。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1991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直接诱因都是房地产业及相关金融产业过度膨胀之后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
从分配和消费角度分析，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还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者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仅从25800美元增加到26350美元；目前最富有阶层所占据的国民收入比重高于1929年美国经济衰退以来的任何时期。为缓解生产无限扩张趋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满足金融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债务经济模式”：普通民众依靠借贷维持正常消费，支撑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然而，由债务推动的透支性经济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由借贷消费所掩盖的资本主义深层次结构矛盾必然转化为危机现象。
从经济调节分析，此次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的必然表现。适应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和贪婪逐利的需要，美国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1982年通过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1995年通过的《1995年金融服务竞争法》、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2002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案》等，一步步放松了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规制。这样，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所谓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涌入投机性业务领域，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市场调节的失灵必然发生。
程恩富教授结合新自由主义思潮特征以及经济金融危机的生成机制，通过对各国的经验考察，指出当前的经济危机是一种新自由主义范式危机。
新自由主义的范式主张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先在拉丁美洲得以试验和全面实施，从智利、阿根廷到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乌拉圭等无疑都接受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范式改革和实践。虽然某些国家在开始或中间的个别年份经济曾经出现短暂的繁荣，但是从长期和整体来看，却给
拉美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委内瑞拉《分析报》2002年10月22日刊文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十年中在本大陆推行的方针政策造成的后果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民族工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外债增加和社会不公平等现象加剧”。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实践并没有带来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就业率提高、通货膨胀率降低、负债率减少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及社会经济稳定，而是相反。
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新自由主义占据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取向的主流地位，实施公共部门企业和服务的私有化、削减税率、减少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放松市场管制等一系列自由化改革。然而从1973年到9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重建并没有表现出良好的业绩。比如1950-1973年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增长业绩好于它以后和以前的所有时期。到90年代后半期，新自由主义终于发现了新自由主义成功的样板——美国。被誉为“新经济”的美国在克林顿时代连续近10年持续低通胀增长，而实际上9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也并不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1991-2000年年均真实GDP增长率仅高于商业周期1980-1981年，位居倒数第二；而2002年美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也降到新的历史最低水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前苏联也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激进式改革方案，但这些国家都没有摆脱经济衰退、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经济动荡的命运；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日本从此一蹶不振；东南亚各国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深刻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教训，菲律宾在东南亚危机中受打击较小，是因为菲律宾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后果到处都一样：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对世界最贫穷国家和人民的剥削的明显加剧，灾难性的全球环境，动荡的全球经济和对富人而言前所未有的发财机会······，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不能也没有给予他们所建造的世界以经验的证明。相反，他们要求人们虔诚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永无谬误。” [2]
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范式的实践，其实质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门户，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行政府非调控化，解除金融管制，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正是为了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今天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资本自然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考察美英经济的历史，它们无不是利用了关税保护和国家资助自主产业的发展政策。而今天新自由主义却要求“踢翻它们借以爬到经济金字塔顶峰的梯子”，要求别国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已经成功地作为资本的阶级工具，成为加剧激化阶级矛盾的工具，成为经济金融发生的催化剂。
程恩富教授指出：“当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肆意横行、有人高呼社会主义‘历史终结’的时候，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的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药方，并没有给世界经济带来繁荣，却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动荡，世界贫富分化的矛盾更加尖锐，地区差距、国家差距、民族差距和阶级差距变得更大。断言以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人类方向的‘普世价值’和‘历史终结’神话并没有变成现实，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世界政治和军事形势也没有因为‘一超’主导和欧盟‘集体帝国主义’（萨米尔·阿明语）行为而变得更加稳定，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价值观带给世界的不是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是垄断资本的自由及其所导致的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无序”。[3]
在资本主义危机下，资本增值要求与劳动者生活状态恶化、国际垄断资本扩张与民族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等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将大大加快世界经济的分化、重组和重建进程，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一超独霸”的时代也将一去不复返。所以，程恩富教授认为，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重新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众摆脱贫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之上，构建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和集团化机制。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摆脱少数西方国家频频干涉别国内政和人权进步的状态，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构建民主的政治多极化和国防自卫化机制。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和交互化机制。有理由相信，仍在发展和深化的资本主义危机，将不断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对更高社会形态的渴望和探索，逐渐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力量。
关于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治理，程恩富教授进一步指出，对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和更高社会形态的不懈探索，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伟大壮举，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曲折。苏联的解体使世界由两极对立演变为“一超”主导格局，加速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源、环境、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苏联解体并不表明社会主义行不通，更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所谓的苏联计划经济缺陷和生活水平低下以及民主程度不够等，而是苏联领导集团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然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给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带来经济奇迹，却纷纷陷入了经济衰退和发展缓慢的泥潭。
程恩富教授认为，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关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一般可能性的科学分析，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能外。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占主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可以抑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却不能改变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如果不能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化规避风险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国有经济和国家调节的主导制度）的强大作用，经济危机的抽象形式便会转化为现实可能。具体来看，程恩富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私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贪婪的。私人资本的扩张和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极易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人民大众有效需求的不足；放大“市场失灵”的危害，导致政府调控与资本博弈失败的结果；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陷入“劳德代尔悖论”式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也有私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理论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若不能确保公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处于主导地位，放任私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免疫力”，难以有效规避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地导致和谐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自发实现，应该尽可能地让政府退出经济生活，寻求所有经济问题的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化解。然而，完美竞争的市场并不存在，现实的市场并非是一个真空的机械装置而是权力的角斗场。脱离了政府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固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较为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同时也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可避免地扩大，社会生产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性地处于失衡状态，引发各种危机发生的可能。目前的产能和产品大量过剩，便是先兆。所以，只有不断完善和加强国家的宏观和微观调节，充分而有效地发挥国有经济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有效规避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开放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在自主发展基础之上的开放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然而，如果简单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盲目融入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体系，这不仅不能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反而会被资本主义所利用，难以获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应得利益，难以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全球性的金融市场失灵等种种负效应。如果对外开放程度过高过快，不能合理把握经济开放进程，就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难以有效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不能合理利用国际国内的资源、市场和技术，陷入过高的对外经济依赖，就会出现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危机发生“共振”，难以避免输入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只有实现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的有机结合，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效规避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鲁春义，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化与金融风险。
[1]王伟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2]程恩富.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J]. 求是,2005,03:38-41.
[3]程恩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J].红旗文稿,2011,18:16-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