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正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各种社会思潮也不断涌现，其中一些消极的、落后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对人们具有一定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也影响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恩富关于当下中国七大社会思潮的分析，不仅较为明确指出了当前我国思想界存在的主要社会思潮，而且对每一种社会思潮的主要观点、内容进行了分析，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张及其本质，从整体上把握各种社会思潮，而且也有利于明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方向。
“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1]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现象，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对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梁启超对社会思潮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的“导言”中没有直接对社会思潮下定义，认为“此话最妙了形容”。他如此形容道：“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2]在这段文字中，梁启超实际上指出了三点：第一，社会思潮是“因环境之变迁”而产生的。这里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环境。新旧社会思潮之交替是与社会环境之变迁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社会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社会思潮总是由群众的“思”而形成的，“思”就是“心理之感召”，也就是各人的评价。人们在评价过程中“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就成为社会思潮。第三，社会思潮在表现形态上“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从社会层面的宏观角度来看，社会思潮有“无数支派”，永不停息，总是高低起伏，潮涨潮落。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历史总结。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以为只有它才能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指南，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伟大胜利。历史雄辩地证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对于思想文化阵地，先进的思想文化、主流社会思潮不去占领，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非主流社会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对此，毛泽东也指出：“凡是要推翻—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必然会解构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利益主体单一化的局面，代之以社会生活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异质化的局面。市场的力量渗透到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过去“政治社会”的“市场社会”。与此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的错综复杂局面。反映不同阶级、阶层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其中既有正确的、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社会思潮，也有错误的、消极的、落后的、甚至是腐朽的社会思潮；既有同时并存，相互激荡的阶级性不同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潮，也有同时在场，相互碰撞交融的时代性不同的传统、现代、后现代的社会思潮；既有内生的反映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加速、民族自强自立的改革思潮、现代化思潮、全球化思潮、爱国主义思潮等，也有外来的从开放的大门涌入的反映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社会思潮，如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等。由于社会思潮本身具有的复杂性，隐蔽性，使部分青年良莠不分，全盘接受，失去了应有的辨别力，一些人在“趋众心理”和自己心目中崇拜的名流权威的影响下，往往不作理性分析判断，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某些人一方面对现存的事实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逆反”情绪，对国内权威、传统的东西表示怀疑、否定与批判。但另一方面则对外来思想文化表现出“食洋不化”、顶礼膜拜的新的盲从，往往简单复述别人的片言只语或个别观点，并以此作为评判现实的主要标准。
面对这种现实状况，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对待各种社会思潮，这对于形成思想理论战线的正确舆论导向，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加速其建设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当下中国社会思潮，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是当代中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房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犹如“万花筒”，不同的社会学说、思想流派纷纷出现，但是，“真正能在中国社会形成广泛影响、构成社会思潮的思想意识却并不很多，其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最具影响，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三大社会思潮”。[5]左鹏认为主要的社会思潮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6]梅荣政在《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把我国当前社会思潮主要分为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儒化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赵智奎把当前中国社会思潮分为政治思潮、经济思潮和文化思潮。其中政治思潮主要包括“两个凡是”思潮、“非毛化”思潮、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新权威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宪政社会思潮、回归新民主主义思潮等。经济思潮主要包括：经济私有化思潮、拜金主义思潮、物本主义思潮、市场至上思潮、享乐主义思潮、消费主义思潮、依附发展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等。[7]其他的学术文章和专著大都分门别类地对各种社会思潮加以研究。
总的看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各种社会思潮也不断涌现，其中一些消极的、落后的、错误的社会思潮，对人们具有一定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也影响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提高对社会思潮的预判能力，也有利于正确预测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向，做到防患于末然。但总的看来，目前学术界虽然对社会思潮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对当前作出明确分类，并分别提出主要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很多研究成果固然对主要社会思潮进行了研究，但有的划分显得笼统，不易把握重点；有虽然作了明确的划分，但是思潮内涵交叉较多，主要代表性人物和主要观点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更多研究成果只是笼统地指出多样化社会思潮存在的客观事实，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划分。如张峰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多元社会思潮的路径和机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王永芹的《当代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发展态势与引领机制探析》（《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等等。而程恩富先生对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的分析，无论是对于弥补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思潮研究的不足，还是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主要社会思潮的本质，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于当前我国主要社会思潮的分类、主要观点的分析，程恩富先生在《当前中国七大社会思潮评析——重点阐明创新马克思主义观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此文受到中宣部部长的重视和批示）进行了较为明确而详细的阐述，同时他在其他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在不同的地方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
第一，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程恩富认为：“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界和政界等影响不能低估，等闲视之，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8]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学术界研究的很多，程恩富将其概括为个方面：一是主张经济的非调控化(唯市场化)和全球自由化；二是主张私有化；三是主张福利个人化。程恩富尤其强调第三方面，即福利个人化，认为这是中外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特点。但是中外的学术界以前没有这样概括。在中国，他们反对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等。[9]其实对于新自由主义，程恩富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就写了一系列反驳张五常的文章，如：《产权、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一》、《公平、效率与经济人分析——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二》、《新中国的经济变迁与趋势定位——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三》、《马克思经济学与经济思维方法——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四》。在这场论战中，以程恩富为代表的新马派获得大量的支持，而新自由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逐渐变弱。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又卷土重来。如2006年3月，北京西山会议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次闭门会议的方向依然是鼓吹新自由主义。会议声言改革就是“把资源配置由政府转向民间，用企业家代替政府官员制定决策”；诬称国有经济“是中国的最大的寻租场”；甚至把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同拉萨尔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公然声称我国的改革存在“改革领导者的盲点”，鼓吹“政府将不再担当改革主导的较色”。有人甚至公然提出，共产党没有依法登记，因而是非法的。正是由于这次会议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使人们将其与1925年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的那次西山会议作了类比，称之为“新西山会议”。[10]对此，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2008年《联合早报》所发的文章也指出：“尽管中国经济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界的主流话语。”[11]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知识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存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误解，程恩富在《对2014年新自由主义几个流行观点的批驳》一文中专门对“所有领域都由市场决定论”、“国企私有化是体制反腐的根本之策论”、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要搞新一轮的私有化论”等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新自由主义的错误之处。在程恩富看来，中国赞成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的人数不多，但以北京大学张维迎和姚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等所奉行的一种改良主义的理论和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和平演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成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不断输入，兜售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布热津斯基就曾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12]当年一些苏联官员、学者陆续考察西方，报刊也大肆宣传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模式，由此不断增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苏联的渗透。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原则被苏共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背叛科学社会主义集团所接受，对苏共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的冲击。其中，对人们思想堤坝冲击最为厉害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宣扬的“民主化”、“公开化”等言论口号。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与欧洲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正常交往的展开，20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大陆出现。进入21世纪，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继续在中国蔓延，并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7年谢韬教授在《炎黄春秋》公开发表赞成性的文章。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主张，程恩富明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主张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构成和来源的多样性。二是在政治制度上，他们主张多党竞选和轮流执政制。三是在经济制度上，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声称生产资料主体结构不是衡量社会性质的标准，强调不要区分公有制与私有制。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程恩富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国防大学辛子凌、中国人民大学谢韬教授等，代表性刊物是《炎黄春秋》；代表性网站是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
第三，新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是近年新生的思想流派。程恩富认为，与新自由主义相比，新左派至少有如下两大主要特点：一是新左派批判全球化。他们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二是新左派批判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程恩富认为，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曾在网上发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自由社会主义宣言》，最具代表性。新左派的主要理论阵地之一是“乌有之乡”。其主要创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副教授，他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不过他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但又部分赞成公有制，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在现实影响上，程恩富认为：“尽管新左派往往试图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说话，他们的某些批评和政策主张，实际上也难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但是某些讨论和论著曾不断产生积极的学术和社会影响。”[13]
第四，复古主义思潮。复古主义又称崇古思潮，主张以中国“先王”、“古圣”为最高人格理想。程恩富认为：“复古主义者推崇古圣先贤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他们赞扬孔子的“仁政”、“泛爱众”等重民思想，崇尚道家的自然人生、超脱与自由的精神境界，主张用大力发展佛教和基督教等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14]其实就笔者来看，从复古主义思潮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20世纪80年就已存在，到90年代后期，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尊孔读经之现象。1992年6月，一位资深教授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了一篇题为《我的现代儒学观》的论文，申明自己服膺现代新儒学，公开高举大陆新儒学的旗帜。[15]两年以后，《原道》辑刊创刊，以“保守主义”为其公开亮相的旗帜和学术宗旨。李泽厚也在《原道》辑刊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李泽厚答问》中明确表示，愿意被称为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16]进入新世纪，复古主义思潮更是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2004年。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70余位文化名人签署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这篇宣言有1500字，内容包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等观点。9月8日，在宣言发布三天后，《中国青年报》就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哪里来？哪里去？》，文中发问：“拯救传统与完成启蒙，这个国家现在更需要哪个，或者需要齐头并进？”9月21日，中山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袁伟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中国文化：应世界潮流方可得生天》一文，从“在文化领域，政府有权做什么？”、“在全球化大潮中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吹嘘‘东方品格’救世是否合适？”三方面对宣言提出了尖锐批评。对于《宣言》中高调肯定的“国家、民族”有权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袁伟时追问“谁是国家、民族的代表”。海外学者余英认为，《宣言》与清末洋务运动宣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样，“就是中国的道德、政治体制要维持原来的，西方的科技要接受，那是用。”就代表性的人物来看，程恩富认为复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邓小军、蒋庆。邓小军著有《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蒋庆被誉为大陆新儒学最雄辩的民间代言人，出版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在此基础上，程恩富明确指出：“国学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复古主义肯定是行不通的。新加坡是以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基础和主导，外加一些儒家的传统和举措，并非就是儒学治国。”[17]
第五，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关于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笔者在查阅了相关文献，目前学术界还鲜有这样称呼的，程恩富先生的定义是：“折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把矛盾双方不分主次地并列起来、把根本对立的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混同起来的理论和思维方法。”[18]如有的经济学教授把自私自利看成是人的本性，赞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并只承认人的自私可以导致社会协作与公共福利的增加；片面强调效率而完全忽视公平。再比如，有的哲学教授一方面强调共同富裕，但却撇开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程恩富先生认为：“折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中央党校的王东京、董德刚和王长江教授等，他们都是中央领导批评过的学科带头人。”[19]
第六，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目前学术界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对于什么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程恩富先生没有明确加以界定，但纵观他的阐述，笔者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却忽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必要性，没有能够很好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品质。对此，程恩富列举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誓死捍卫毛泽东旗帜》一文，该文的主要观点是：一是为人民捍卫宪法和党章，核心是捍卫毛泽东思想。二是毛主席的晚年，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执著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而奉献出自己全部生命的最光辉的晚年。三是自1990年代以来，社会上层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年冷过一年，因此，必须大力学习宣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四是必须严厉打击妖魔化毛泽东的邪恶势力。在程恩富先生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统计学家李成瑞(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和白阳(山西省干部)等，代表性媒体就是毛泽东旗帜网。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评价，在程恩富先生看来，它对于批判一些右翼错误思潮，特别是批判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折衷马克思主义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一些老年人士跟踪国内外的文献较少，批判有余，创新不足。”[20]
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是程恩富先生积极倡导的一种思潮，因为在程恩富看来，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它能够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即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是吻合和一致的，表现为：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认为中国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地位；二是制度上，认为中国必须坚持和改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三是经济制度上，认为中国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形成质与量的优势。四是在奋斗目标上，认为中国必须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并最终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无(生产资料)私有制、无商品经济、无阶级和无战争的共产主义。
在程恩富先生看来，由于中国学术创新、理论宣传或政策制定最终应根据国情而定，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涉及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该是先了解世情和国情，再作一定规范，然后去试点或推行。从这方面看来，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下中国实际和时代大势结合起来，因而不仅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复古主义思潮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时也有折衷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相区别。不仅如此，在程恩富先生看来，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创新”是要在“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下，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进行“综合创新”。
当然，程恩富先生在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继承”与“创新”统一性的同时，也强调中国在21世纪发展的社会主义及其科学方向，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
第一，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这“四位一体经济制度”。在这其中，程恩富教授尤其强调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仅体现他一贯的立场，而且体现他鲜明的反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在《深化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绝不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文中，他就明确指出：“正是由于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维护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发展民营企业，并采取某些合法的措施有效利用外国垄断资本，我国才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总体上既坚持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又有效地利用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21]2013年，他在《求是学刊》上发表的《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促进共同富裕》一文更是强调坚持公有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必须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振兴集体经济，实行公私经济共进，改变‘劳穷资富’，才能从根本上加以遏制。”[22]由此可见，在程恩富看来，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之举。
第二，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五位一体政治制度”。在这里，程恩富先生尤其强调了要维护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改善民主集中制原则，改进政党、人大和政府等各种重要关系和权力制衡。在笔者看来，这里涉及到两大主要课题：一是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要求其必须时刻注重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做到信仰坚定、忠诚可靠，艰苦奋斗、拒腐防变，克己奉公、服务人民，否则就可能丧失无产阶级政党本色，就无法完成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神圣使命，甚至亡党亡国。在苏联、东欧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数十年后却垮台了。这些政党垮台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在于它们没有继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苏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动摇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在领导体制上实行中央高度集权和个人高度集权，主要领导人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二是正确处理政党、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但并不代表党可以代替人大和政府职能，而应在依法治国的架构下，努力使党的意识转变为国家的法律，使党和国家之间的有着比较清晰的、以法制和制度为基础的功能边界，使党在介入国家政权机关的过程有着法制化的通道，这不仅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长久之策，而且是保证权力使用的效率和公正性得以兼顾的基本方法。在程恩富先生看来，上述任务的建设状况直接关系到能否“圆满实现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效有序领导。”[23]
第三，在文化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的企事业制度，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节制度这“五位一体文化制度”。在我国文献中，是程恩富先生首次概括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这五个制度相关联系，密切配合，它无论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传播，对于文化市场的稳定与繁荣无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四，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为特质的社会管理制度，以均等化和城乡统筹为基石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为内涵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国家主导、多方协调与个人维权为特征的群众权益维护制度，以预防和应急并重、社会化和市场化协同、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结合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这“五位一体社会制度”，继续共建共享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环境。在我国文献中，是程恩富先生首次概括“五位一体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管理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群众权益维护制度、公共安全管理制度。可以说，这“五位一体社会制度”建设状况，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更关系到民众对主流意识的认同。进一步说，意识形态说服力来源于政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能切实增进民众利益，避免意识形态变为一种完全脱离现实、背离人民利益诉求的东西。因此，要提高党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就必须把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民众的利益，增进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上述五大社会制度和民众利益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上述五大制度不仅缺一不可，而且直接构成了意识形态支撑体系。
总的看来，程恩富先生关于当下中国七大社会思潮的分析，不仅较为明确指出了当前我国思想界存在的主要社会思潮，而且对每一种社会思潮的主要观点、内容进行了分析，在对前六种思潮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以刘国光、程恩富、顾海良和方克立等为代表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内容及其观点。在程恩富先生看来，“中国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能否在学界成为主流，将决定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命运。”[24]这种分析，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张及其本质，从整体上把握各种社会思潮，而且也有利于明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方向。其主要启示在于：
第一，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思想意识的多元化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这种现状是我国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必然结果。但我们必须明确，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问题，如果没有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来引领，就可能会出现意识形态混乱无序，进而导致人们实践活动的混乱无序，最终使国家和民族缺乏强大的凝聚力并失去明确的发展方向。所以，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既要允许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同时也要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概括地说，就是多样并存、一元指导。在当代中国，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第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以马克思主义引导多元化思潮的方针和原则，但“尊重”和“包容”不是放任自由，其前提必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于明显错误的思想、观念要善于引导，敢于批判。目前有些学者，甚至是党的干部对社会思潮中的某些错误观点、甚至是明显地宣扬敌对意识形态的观点，不敢理直气壮地进行“亮剑”。当然，这与很多学者自身理论素养不高有关，但也与不少人思想上的顾虑有很大关系，害怕一旦这样做了，就会被认为是“干涉学术研究”、“压制思想自由”的帽子。现在，很多人都不怕犯右的错误，却害怕戴上“左”的帽子。戴上这顶帽子就意味着“不开明”、“保守僵化”，与“多元化”的时代格格不入。其结果，不仅不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也不利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和观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对于各种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决不能不能听之任之，任由泛滥，而是要对其进行积极的评判，使人们认识错误思潮的本质，从而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这也是“尊重”和“包容”底线。对此，江泽民就指出：“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绝不含糊。”[25]对于目前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复古主义思潮等，这些影响较深、危害较大的社会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加以分析和批判。从这方面说，程恩富先生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也正是当前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要之举。
第三，继承与创新是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两者往往相互渗透又相互依赖。它们是辩证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条件，创新是继承的发展，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同样，继承必须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新办法，进行理论、政策和体制的创新。没有创新，继承就会成为重复，就会停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一样，新时期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要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融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被人民所接受和认同，而这也正式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加以强调的。
第四，主流意识形态被广大人民所认同，不仅在理论本身上下功夫，同时还要构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制度体系，使主流意识形态获得牢固而坚实的支撑体系。这个制度体系正如程恩富先生所阐述的，包括经济制度体系、政治制度体系、文化制度体系和社会制度体系，每一个制度体系之下又包括若干个制度架构，可以说，这种制度体系的完善和构建，不仅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正如程恩富先生在阐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所指出的：“由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使得社会上一些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又对中国现实不满的人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之间划了等号。如果我们仅仅去批判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虚伪，而不去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制度，那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铲除西方自由民主在我国存在的土壤。”[26]这是当前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必须完善的重要方面。
**蒯正明（1977—），男，安徽肥东人，温州大学副教授，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1]丁祥艳：《社会思潮评价论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289页。
[5]房宁：《影响当代中目的三大社会思潮》，载《复旦政治学评论》，2006年第4辑。
[6]左鹏：《意识形态领域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几种主要社会思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4期，第60页。
[7]赵智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各种不同主张的社会思潮》，赵智奎，金民卿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8]程恩富、陈泳：《对2014年新自由主义几个流行观点的批驳》，《人民论坛》，2014年第10期下，第22页。
[9]程恩富、侯为民：《当前中国七大社会思潮评析——重点阐明创新马克思主义观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6页。
[10]林泰主编：《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11]郑永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联合早报》，2008-10-28.
[12]［美］兹·布热津斯基，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13]程恩富、侯为民：《当前中国七大社会思潮评析——重点阐明创新马克思主义观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