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理论

冯玲玲、程恩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认清 西方福利制度变动及其实质(中)

2020-03-07 来源:东南学术 作者:冯玲玲、程恩富

可见,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多重领域面临国内外的压力, 并随着这种压力的增减而增减本国内的福利国家政策。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社会主义制 度诋毁和抵制的同时,也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有一定程度的模仿,其表现就是改良主义及福利国家政策流行。即使是新自由主义者执政时期,福利国家政策也无法被完全舍弃。简要言之,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相互斗争,是福利国家政策增减变动的深层原因。

(二)西方福利制度不会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的大框架

西方国家往往以其国家工人享受高福利为由,为西方资本主义贴上所谓的“经济民主” “人权”等标签,然而,这些标签背后掩盖的真实内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雇佣劳动制度。 作为打造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主要力量,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在所有制问题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他们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生产资料社会化观点,而是根据大陆法系的理论和经验,把生产资料所有权看作若干项职能的集合体,进而主张瑞典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应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实行社会化,而是对其中各项职能逐个实现社会化。20世纪70年代 瑞典的“雇员投资基金”方案,是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由分配领域转向其生产领域并触及所有制问题的一种尝试。这一方案的实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福利,提高了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但是当70年代国际经济危机冲击瑞典时,资本家仍然“不顾法令,公然裁减雇员,压低工资,并力图修改法令以削弱工会的权力”。1987年的“雇员投资基金”虽在瑞典的上百家大公司购买了股票,但其拥有的股份仅占股票交易市场全部价值的1%-2%。这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瑞典社会中仍然具有主体和支配地位,体现工人集体所有权的“雇员投资 基金”难以撼动由小私有资本、私人垄断资本、资产阶级政府的国有企业资本组成的资本主义 私有制的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分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然 后才有相应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与结果是由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利益决定 的。民主、人权都是社会历史的概念,不存在抽象的民主和人权。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工人阶 级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被私人雇佣和剥削的地位。无论西方国家实行的福利政策如何变化,工 人能享有的只是决定自身劳动力商品出售给哪个私人企业的权利,即决定被哪个私人资本雇 佣的权利。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从民主和人权角度强调人应当享有基本的经济权利、政治 权利和社会权利,主张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享受政府提供的若干社会福利,这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大框架下实现某些经济民主和经济人权。

进一步探讨,究竟应怎样全面深刻认识工人享受的较高福利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 道:“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 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劳动力商品显然是这一部“世界 史”中的重要元素,正是劳动力成为商品才成就了资本,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 一规律在当代仍发挥作用,这与劳动力商品价值获得途径的某些演变并不矛盾。在马克思时代,工人主要是通过直接从雇主处领取工资而获得相当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那部分必要劳动报酬。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获得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途径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企业初次分配而获得的工资类收入;另一种是通过国家再分配而获得的福 利类收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明确论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 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规定必然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这在当代就要包含若干保险等较广的福利因素。以美国为例,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开支约占历年联邦政府社会福利预算支出的绝大部分,并且联邦政府历年社会 福利预算支出增加主要就是因为上述两项开支的增加。各项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涉及的养 老、失业、工伤、疾病等事项,显然都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内容,其相应的各项福利支出在 实质上是对劳动力价值的部分支付。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应当包 括工资类收入和福利类收入两大类,其中福利类收入只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来的一部分劳动力 价值以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而已。福利国家的事实已经表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社会稳定、经济运行和劳动能力提升离不开一定的福利政策。因为只有工人的全部收入能够维持劳动力商品再生产时,资本才有可能正常运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精神,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一部分通过交税、缴费、税收转嫁等途径转化为了投保职工缴纳的保险费、雇主缴纳的保险费和政府预算拨付的经费,即西方国家社会福利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工人获得的社会福利收入是由工人活劳动创造的、通过企 业交税、个人交税、国家预算等环节来实现再分配的,而不是来自于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利润 的施舍。资本投资率和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 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通过私人资本没有预期利润就不投资和生 产经营而导致的投资和就业不足,进而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危机或经济停滞周期化和常态化。

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主要鼓吹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从历史上表现出一个逐渐“右化”的过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从组织上脱胎于第二国际后期的修正主义的中派和右派。他们从政党纲领上抛弃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代之以私有制为主 体的混合经济,只主张非全面的经济民主和公平分配。可见,福利政策正是民主社会主义者长 期主张和推行阶级调和立场的举措,反映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基本经济制度上挑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大框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福利政策的态度变化,总体上是在福利政策增减对私人利润的生产系统的影响与调和阶级关系之间进行权衡,并受工人阶级斗争有效性的制约。

(三)西方福利制度的经济学理论支撑难以自圆其说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支撑。由庇古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社 会福利理论被称之为旧福利经济学,是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依据,主张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 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从而使收入实现一定程度的均等化,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保证资本家最大程度地获得利润,但也包含一些反对收入转移的观点。帕累托于19世纪 末提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一种可以获得最大社会福利的理想境 界,并被溯源而追认为是新福利经济学发展的开端。自20世纪30年代起,希克斯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这种最优状态的条件,讨论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最优状态,即怎样才能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不使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并试图用各种不同的福利检验标准来判断个人、集团 和政府的经济行为合理性。这些研究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参照。

然而,福利经济学难以阐明的理论问题,使其自身、甚至整个西方经济学至今深受质疑。其 中比较典型的理论问题有两个:其一,福利经济学是否应当有“价值判断”?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 济学的回答是否定的,认为经济学只能进行实证研究,带有“价值判断”的研究是非科学的。但 是,这一问题至今存在很大争议。许多福利经济学的文献认为,研究福利问题是难以彻底撇开“价值判断”的,甚至西方主流经济学公认的社会福利的判断标准,即“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本 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定所谓“价值判断”,是在回避资源的初始 分配问题,是默认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为永恒的前提。其二,人际间效用是否可以比较?序数效 用论者利用“商品替代性”,发明了无差异曲线,只是回避了对效用量的直接衡量,并没有彻底摆 脱只有先对商品效用进行比较,然后才能排序的事实。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效用”是个人心理上的主观感受,无论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还是“商品的边际替代规律”,都是凭人的生活 经验和内省而获得认同的“先验的规律”,只要把这些“先验的规律”当作科学看待,“人际间效用是否可以比较”的问题就不会得到科学回答。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福利经济学的哲 学渊源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其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人性自私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是不科学的。 福利经济学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仍无法根本解决其逻辑的自洽性和阶级局限性。

  三、削减社会福利不应成为当前西方国家解决财政赤字的出路

在冷战时期,福利国家制度被西方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用于佐证“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用于攻击经济相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但随着冷战格局解体,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基本缓解,这一制度马上成为西方各界诟病和主张削减的对象。不过,即使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这种制度仍然维护着现行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稳定和经济运转。这至少 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用于中下层人民福利的财政支出几乎百分百地形成消费需求,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维护了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链条的循环运转;同时这部分消费需求转化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动力曾支撑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也是21世纪西方金融危机和国内产业空心化条件下经济复苏的动力,比那些用于挽救金融赌局的巨额救市资金更能带动经济复苏,因而社会福利支出实际上发挥了维持资本主义经济运转并使其保持一定发展的客观作用。另一方面,相较于货币政策而言,财政税收政策被用作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手段时,可以更明确地表达出一种对经济利益在不同社会阶级阶层之间进行再分配的预先设计。也就是说,财政税收政策不仅可以影响经济总量层面的运行,而且可以明确地从政治细节上反映政策制定者 的意图。显然,形成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的财政政策以其政策本身的特点,更易于表达当届政府关注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减少贫富差距的政策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抚中下层人民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有利于减少阶级摩擦和阶级对抗事件的发生。

(一)历次税改增加富人收入导致财政困境

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美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的数次税改方案最终都被证实是为富人和大公司减税,而这必然导致通过提高其他社会阶层税收和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的途径以减少财政赤字。例如,布什政府时期为股息减税“最多减至15%,这连那些拿工资形式的可比较收入的人所纳税率的一半都不到”。而由于股息低税率鼓励了公司的派付股息活动,公司真正用于投资的资金仍非常有限,所以这种以推动投资活动为由的减税计划根本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徒使政府财政总收入减少,富人收入增加。特朗普政府2017年税改法案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至12000美元。其中,联邦个人所得税率从7档简化为4档,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质,这将导致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减弱,或者说,政府个税收入更多地来源于收入少的中下层人民。该法案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20%,导致2018年美国最盈利的企业中有亚马逊、达美航空、雪佛龙、通用汽车等30家公司都没有缴纳联邦税,并且还获得了可以用来减少其他年度纳税额的退税政策。根据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税务联合委员会预测,这次税改法案将在未来10年让美国联邦财政赤 字增加1-46万亿美元,但平均每年推动经济增速提高还不到0. 08个百分点。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次税改将导致到2025年前后,超过一半的美国纳税人会感受到明显的加 税压力。从表1可见,自2007年以来主要是富人所交的公司所得税、遗产与赠与税有所减少,而主要是劳动者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则大幅度增加。美国的税收制度为垄断资本集团提供的优惠和留下的逃税漏洞,使得税负的主要承担者实际上是广大的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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