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张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下）
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发动机。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出口迅速增长，但也存在着对外依赖度过高等问题。
（一）当前发展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生产过程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出现了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西方的问题。
第一，生产过剩，结构性问题突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间不长，还没有完全摸清市场经济规律，一些地方进行低水平重复投资，导致一些低端产品过剩，而一些中高端产品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第二，出口企业竞相开展价格战，外国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出口企业，各企业开展竞争，压低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低廉的价格满足了国外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外群众的生活水平。但仍然有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甚至发起了反倾销报复。
第三，生产技术含量低，一些产业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中国工业起步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近年来，虽然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变为以机电产品特别是通信产品为主，但是手机等的零部件等硬件，以及软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中国品牌也在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严重受制于国外。一旦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更严重的如发生战争，则面临核心零部件断供，从而生产过程中断的风险。而且，芯片、操作系统被国外企业把持，也面临着数据信息被监控、泄密等安全风险。
第四，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附加值低，环境污染重。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低。美国、日本等利用专利技术在国际分工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中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生产过程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严重。
二是流通过程存在的问题。流通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纽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流通经济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对于加快社会再生产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着流通费用高，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等问题。
第一，国内流通费用高。近年来，中国高速公路、铁路、航运、航空等基础设施，以及网络购物、物流快递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速公路收费高，物流成本高，仍然是限制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
第二，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一些企业生产长期依赖国际订单、贴牌生产，没有国内营销渠道，没有按照中国标准进行生产。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遇到国际经济危机，甚至国际战争、恐怖主义等威胁时，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企业面临销售危机。
三是分配过程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收入差距大等问题。从国际来看，存在着国际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大幅度增加，存在着经济压力大，不敢消费，消费意愿低的问题。同时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居民储蓄意愿高。
第二，国际分配不公平。在国际分工中，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导致在国际价值链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从而在国际分配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全球化体系中，西方国家利用资本上的垄断、技术上的优势剥削落后国家。国际分工中，中国多以加工组装为主，缺乏核心技术，获取的收益少。
四是消费过程存在的问题。由于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比较低，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大。
第一，国内消费比重低。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一般消费占经济较大的比重。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大等原因，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效应不够大。
第二，国际消费存在不确定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美国把中国当作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甚至频频在南海对中国发起挑衅。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出口仍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9]构建和完善新发展格局需要有新发展方略。
一是坚持推动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第一，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构建完备的产业链。国内不同地区，要按照资源、人才等优势形成不同的国内分工，在国内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特别是一些关键行业，要形成从原材料、能源资源到零配件、组装生产到制成品的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国内产业循环。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第二，发挥大国优势，促进产业梯度升级。发挥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大的优势，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东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把一些在东部没有竞争优势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优先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
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从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解决供给存在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和中高端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要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生产差异化的产品，更好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
二是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发挥公立高校、国有研究机构的优势，着力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尽快掌握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国际协同、集中攻关，争取尽快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实现突破。须借鉴日本在最近16年获得15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经验，我国也应尽早在自然科学前沿基础理论方面进行战略谋划和实施。
第二，引育并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人才是第一资源，要不断提高科研人才待遇，坚持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华人科学家与国内人才培养并举的原则，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推动大科学装置建设，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专利技术的市场化，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三是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
第一，要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高社会网络化、信息化程度，有利于改善社会生产条件，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推动经济发展。要加快推动5G网络布局，加快大数据中心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工作，加快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坚持民生导向的生产，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要。要由过去以国际标准、出口为导向的生产目标，转变为以中国标准、满足中国人生产生活需要为目标，促进出口型企业本土化、中国化。
第三，推动城市化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还有许多地方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没有下水道，没有抽水马桶（抽水马桶如何发展需要详细调研，因为粪便在农村的转化利用仍然是需要的--编者注），许多家庭条件仍然比较落后，家里没有家电设备。大量的群体没有坐过飞机，更没有过外出旅游。要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要加快新农村建设，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四是坚持加速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目前虽然中国高铁通车里程世界第一，但是由于面积广大，地形复杂，仍然有许多地方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人们出行困难，商品特别是农产品运输困难。要加快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西部更好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循环。
第二，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商品流通。要进一步降低油气价格，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降低铁路航空货运收费，规范海运口岸收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降低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成本，加快商品流通过程。
五是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
第一，控制富豪及其财富的增长速度，提升中低收入水平，提高民生保障能力。虽然中国人均GDP迈上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但是仍然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
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中低社会阶层的收入，特别是提高月收入1000元的6亿人的收入。[10]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教育、住房、医疗制度，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做好就业工作，加强职业培训，确保中低收入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第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完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国际分工本质上是通过技术、资本、标准等的垄断而建立起来了的一套不公平的国际分配体系。中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互利共赢，按照平等互惠的原则，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
六是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
第一，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的对外开放。虽然目前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正如明清时期中国的海禁政策，无法阻挡全球化的趋势，反而使自己越来越落后一样，美国一国同样无法阻止全球化的进程。要推动建立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以自贸区、新片区、自贸港为抓手，推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管理现代化、监管法治化，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第二，推动国际大循环。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充分利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发展中国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缩小贸易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要加大国际进口力度，更好满足群众生活。要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利用国外市场、国外资源。促进国际贸易更加公平公正，打破国际贸易壁垒，推动世界市场健康发展，畅通国际大循环。
第三，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扬自力、自主、自立、自强的精气神，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单个经济体,不管它的规模多么庞大、实力多么强悍和手段多么狠辣,当其对中国发起战略挑衅甚至采取战略行动的时候,我们都是存在化解之道和化解之策的。我们既要有这样的自信,也要有相应的智慧,更要厚植经济基础。”[11]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带动国际大循环的顺利发展，就能形成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新发展格局，在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合作博弈和伟大斗争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8]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20年08月25日，第 02 版）
[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20年08月25日，第 02 版。
[10]“中国经济体量增长迅速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一度超越警戒线，中国最富1%、10%人口收入占比逐年增大。其中，基尼系数与日本、瑞典、德国、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相比，中国处于较高的位置；中国最富10%人口与最穷10%差距数值在这些国家中也较大。”李立男：《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国际比较研究——与日本、瑞典、德国、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的对比分析》，《海派经济学》2020年第1期。
[11]伍抱一、伍山林：《美国关税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